王少普：从我们接触到的日本资料来看，这个问题是确凿的。战后国际秩序是在战胜法西斯后建立的，总体上是进步的，在建立过程中，美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存在问题，比如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对七三一部队没有进行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把七三一部队主要负责人石井四郎控制起来，获得了七三一部队的重要试验资料。因此，当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国际检查局要求对石井等人展开司法调查时，盟军总部依据麦克阿瑟的命令，回绝了这一要求。我相信，随着历史真相的披露，美国民众会有反应的。

　　吴志刚：王教授您好！我想问日本的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哪来的底气，上百上百地参拜靖国神社，日本的民众、特别是青年对中日关系、日韩关系是怎么看的？对历史问题、慰安妇问题是怎么看的？

　　王少普：关于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日本结束战争的方法和战后对它的改造和德国不同。德国结束战争的方法上，希特勒自杀，第三帝国彻底灭亡。政坛上新上来的是在第三帝国受到排挤的民主力量，由他们起来清算希特勒纳粹罪行非常彻底。所以会发生德国总理在波兰犹太人墓前下跪道歉的情景。德国法律规定，谁如果搞类似参拜靖国神社之类的事，马上就会被抓起来。

　　但是日本结束战争的方法与德国不同。日本天皇制被保留下来，当然现在的天皇和老天皇还是有区别的。日本政坛的力量基本上延续下来了。安倍的外公岸信介是甲级战犯嫌疑人。日本的政界，基本上是官二代延续下来的。由于日本特殊的停止战争方式，日本的旧法统实际上没有被斩断。第一届政府是伊藤博文，就是发动中日甲午战争的。现在安倍政府还是按顺序算下来的。现在按这个顺序排下来是第96届。德国则没有说我是第四帝国的延续。

　　而且冷战以后，美国又对日本加以扶持。原来在占领初期，日本的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力量还是比较大的。日本在战争时期，坚持反战的主要是共产党，共产党的领导人被杀的杀，关的关。战后美国人把他们放出来了。但是美国人当时对日本人就讲两条，第一，防止极右翼上台，第二，防止共产党上台。

　　日本的中道势力仍然同右翼势力和日本传统政治保持着联系。特别是冷战以后，岸信介这样的人，实际上不是中道，也出任首相，日本政坛上的右翼势力一直没断根。所以在新的条件下，特别是美国需要把这些右翼分子放出来时，他们在日本政坛就抬头了。对美国人而言，固然反对搞“历史修正主义”，但现实利益更重要，像民主党的鸠山由纪夫，美国人就要把他搞掉。你不让我参加东亚共同体，在美中之间搞平衡，我还容得了你啊。

　　美国人对日本的影响力是头一位的。据说它有几个方式可以影响日本:第一，情报的提供。第二，美国可以掌握他们主要人物的材料。需要时我就抛一点。第三，美国和日本的保守势力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日本右翼的力量上升，有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但在现实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把日本人民同日本右翼区别开来；在历史问题上一定要把日本人民同日本军国主义区别开来。这有两个原因，第一，确实本质上是有区别的。当年，相当一部分日本民众是在日本军部、日本军国主义的欺骗强迫之下上战场的；现在，日本民众反对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否认侵略历史的呼声仍然很高。第二，从策略上来讲，我们不能做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加区别地把日本老百姓和右翼势力一杆子打倒,那么这些右翼最高兴了。我们就是要坚持区别。在日本有两种人是否认这种区别的，第一种是真正的和平力量，他们说我们日本人民也有责任，当初没有制止日本军国主义，这是忏悔和反省。还有一种就是右翼，他们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战争，日本人都是支持的，最好你们根据他这个说法，把日本人全都否定，等于帮助它进行动员。

　　中国主要威胁是美国时，毛泽东就讲，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谁要想欺侮他们，我看是不容易的，起了支持日本民众反对日美安保的作用。上世纪60年代，几十万的日本民众起来反对日美安保。东京大学的校长也到街头上反对日美安保。民众包围了岸信介的家，岸信介知道他完了，但他坚持要将日美安保条约签订以后下台。安倍那时还小，住在他外公的家里。看着外面这么多人在叫，和他的弟弟经过下面的一个通道，跑到对面向游行队伍扔小石子。

　　所以第一条你要搞清楚谁是你的对手；第二条统战仍然是很重要的。搞政治、搞战略你都必须使对手受到最大程度的孤立，把可争取可团结的力量争取团结过来。所以，无论从客观事实来讲，还是从策略来讲，我们都要加强民间交流，争取日本民众。

　　顾培德：美国在二战一结束，就着手扶植日本，使其成为在亚洲挑衅苏联对付中国的盟友，美国很有战略前瞻性。由此联想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是否要多一些前瞻性。多走一些一带一路、亚投行这一类好棋、妙棋。

　　王少普：我基本同意你的观点。当然要做到确实不容易。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现在是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期，正是因为你空前接近这个目标，你碰到的压力也是空前大的，你碰到的复杂环境也是更加明显的。我们国家近30年来的发展速度很快，上海的地铁长度已超过了东京。这个发展速度，他们害怕，害怕就产生警惕，警惕就产生制约。我们是和平崛起，你为什么这么警惕。国家大小不同，感觉是不一样的，有一次我在香港参加会议，东南亚国家讲，你们中国是大象，我们是蚂蚁，你们翻一个身，我们就担心要被压死。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们这两方面都要看到。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顶层设计是很不错的。一方面，我们要坚决地维护我们的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策略，包括我们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国际国内有两个顶层设计，在国际上就是合作共赢，在安全上我们强调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美国强调同盟关系，军事同盟关系是冷战时期产生的。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但实际上，我们形成相互在战略上倚重的伙伴关系，例如和俄罗斯，我们都很清楚，西方也很清楚。

　　我们同欧洲在很多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但在经济合作上，我们有重要的共同利益、共同意见。印度同我们有边境冲突，它担心我们进入印度洋，但我们和印度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上有相互需求，所以，它愿意参加亚投行，也愿意参加一带一路建设。这些都是复杂的关系，它是一个同盟关系所不能囊括的。在这个复杂的顶层设计下，我们强调经济上和安全上的多边合作。在顶层设计下，我们搞了非常有效的配套措施。结合国内的四个全面，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使得我们今后十年能够走得更加稳健，更加体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气概、睿智选择。

　　谢震亚：我想问中日韩贸易谈判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王少普：中日韩谈判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这个谈判现在碰到一定的困难，主要是农产品上的，同时还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历史问题上日本的错误立场，引起中日、日韩关系的矛盾。但中韩之间关于FTA的实质性谈判已完成。而中日韩现在还没有。日本对待地区多边合作，采取多重功能主义政策，就是说，我都不拒绝，TTP要参加、中日韩FTA要谈、10+3也要谈。现在中韩已经完成实质性谈判了，但中日韩我认为假以时日，也会完成的。经济上大家互相依赖很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抵制什么货什么货是不行的，当然我们绝对不会因为经济利益削弱我们维护国家主权或领土完整的决心。但同时，我们应尽可能争取和创造有利于我们发展的国际环境，不能采取极端的政策。 

　　潘梓屏：王教授，我想就日本的岛国民族性问题向您指教。当年日本军队侵略中国犯下许多严重罪行，这是不是他们那种残暴的本性的反应呢。

　　王少普：不同国家民族性的区别，确实可以探讨。日本民族和中华民族确实有区别，比如，我感到就日本的文化来讲它是一种盆景文化，我们是一种旷野文化。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的研究生选择的论文题目往往是比较大的，战略视野宽广，他们选择的题目往往是一个小点，在这个小点上，要求把它搞得很清楚。所以日本比如说在战斗或者战役上的具体事情的处理它比较讲究，精益求精。而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战略视野不是日本可以比拟的。所以日本会有个偷袭珍珠港，然后在九一八的时候，它会断言3个月灭亡中国，犯得都是战略错误。中国那时候设计怎样一个大战略?那时就是持久战，对总体的一个全面把握，对整个战略发展的态势有科学的预见。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提倡健康的民族主义，相互尊重，看到他们的弱点，也要看到他们的长处，取长补短。你讲到二战时日本侵略军对中国犯下的罪行，除了汉奸，中国人没有一个不咬牙切齿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还是要坚持区别，坚持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这样才是对我们、对地区和平与稳定最有利的。当然，还有许多问题你会有不同看法，这个，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不要求归于一种意见。

　　贝土据4月11日讲坛提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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