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蔡冠深人文馆 【展览时间】

　　4月17日至6月中旬

　　【后续展出】

　　复旦大学展出结束后，文物展主办方将与上海政协对外友好委员会、上海公共外交协会合作，在市政协展厅展出两周。

　　“整个中国是一个抗日大学，希望出去学得更多的东西，日本法西斯是能够战胜的。”——这是1938年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毛泽东在延安给身边一名警卫员留下的字条。此后，警卫员的家人长期保存这幅珍贵的毛泽东手迹，尘封已久。包括这幅手迹在内的200余件与抗日战争和中美关系相关的珍贵历史文物将悉数揭开面纱，亮相复旦大学。

　　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高校智库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办的“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珍贵文物展”，明天将正式展出。大部分展品为首次公开，内容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美两国政府首脑、军事将领、外交使节、学界名流、社会贤达的手稿墨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所具有的重要历史地位。

　　珍贵：手迹力促统一战线

　　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一支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中坚力量，并且倡导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次重点展品中，包括了1938年毛泽东于延安时期创作的“抗战宣言”及“奋斗”题辞手稿，还有一份1938年9月18日周恩来在延安时期手书的“纪念九一八”题辞。另有一份周恩来于1936年9月写给地下党员胡鄂公的长信，是首度公开。胡鄂公在国民党中亦地位特殊，是参加武昌起义的老同盟会员，此时正值“两广事变”与“西安事变”之间，周恩来指示其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周恩来在信中写道：“南湖兄左右：不晤数载，甚以为念。现尊友寿康兄来，得悉近状，并审前年遭人陷构，幸应付得法，始脱于难，远道闻之，尤为欣慰。目前我国所遭际之大难，非集中全国力量，不足以谋挽救。年前弟等已发宣言，吁求全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响应者已渐蔚成国论。现更发布致国民党公函，附陈审阅。兄为政界前辈，年来奔走，已着显效，尚望底此交游，力说各方当道，赞助弟等主张，迅停内战，早成合作，以共赴国难。他日抗战胜利，民族解放，我兄推挽之功，将不朽矣。专敬颂时祉不一。弟周恩来。九月廿三日，陕北。”

　　这可以视为中共领导人通过地下党及民主人士促成全国各界力量联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指示。

　　见证正义：罗斯福手杖丘吉尔文稿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扭转了整个二战的格局，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居功至伟。展品中有一根手杖，是罗斯福留给管家的遗物。当年，他正是拄着这根手杖往来欧亚大陆和非洲，与斯大林、丘吉尔、蒋介石见面。

　　展品中有两封罗斯福写给蒋介石的信。一封写于1938年11月10日，由驻美大使胡适转交，信中，罗斯福一方面同情中国的境遇，一方面对中国人民的抗战行为表示赞赏，他表示美国政府碍于法律和民意，无法给予充分的政治支持，但始终给予一定的经济和物资帮助。另一封写于1943年11月12日，讨论即将召开的开罗会议。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将中国事务提到第一议程，主张将中国视为战后的四大强国之一。

　　抗战期间，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血洒长空。展览展出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飞虎队”的战袍及护身符（“血符”），衣服的背后还书有“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等字样。

　　展览中有一篇丘吉尔的文稿，历史价值堪称重量级。1931年，日本发动精心策划的“九一八事变”，引起中国人的一致愤慨。国民政府于是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述。当时的丘吉尔尚未主政，却对此极度重视。在文稿中，丘吉尔分析了中、日、苏的状况，认为中国将成为争端之地——“亚洲的巴尔干半岛”。换句话说，他早就预言了中国的抗战形势。就事变后国民政府向国联申述一事，丘吉尔认为国联虽然志在维护和平，但本身没有实力解决纠纷；日本尽管受到现代科学的洗礼，但中世纪封建贵族的英雄主义观念依然盛行，日方固执地将此事视为日本事务、拒绝他国干涉的策略是十分不智的；中国因为近百年的积贫积弱而使得“政府无法保证人民的利益”。但是，丘吉尔也指出，中国有悠久的文明，“有能力成为思想和工业最发达的国家”。

　　呼号救亡：徐悲鸿画《战马》表心志

　　与以往抗战文物展览有所不同，此次展览还侧重了文化，充分展示了我国文教名流爱国人士抗日救国、弘扬民族文化、坚守民族气节的事迹。“九一八事变”时，91岁高龄的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先生深感国难深重，坚持为抗日救亡呼号奔走，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

　　展品中，有一封陶行知1936年7月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派遣，出访欧、美、亚、非，宣传抗日救国时的信札。“一二九运动”后，陶行知与宋庆龄、马相伯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后又成立国难教育社、当选全救会执委和常委，曾与沈钧儒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宣言，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得到毛泽东回信支持。

　　展品中一幅名画《战马》格外醒目，但见雪白的宣纸上绘一匹精神抖擞的骏马，几乎占满画幅，更凸显其雄姿勃发，气势昂扬，马左前蹄已轻轻抬起，转颈回首，似在谛听。画面虽似静态，而拂动的马鬃与马尾带飞动之势，好似随时会奔腾而去——名画出自徐悲鸿之手。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此时，身处新加坡的徐悲鸿震动不已，曾在《星洲日报》中撰文，“身居后方者，无论如何努力，总比不上前方将士兵器悬殊无间寒暑之苦战”；他心系祖国，亦身体力行，在1939年至1941年间，陆续在新加坡、吉隆坡、怡保及槟城等地举办筹赈画展，售画所得全数拨充救济难民费用。

　　意义：学界携手民间收藏

　　抗战是全民的抗战。展览首次展出了众多抗战将领的手书，抒发民族情怀，他们中有中共的将领，也有国民党的将领。其中，项英的亲笔题字首次公之于众，他写道“共同战斗，胜利在望”。张发奎题字“争取最后胜利”。白崇禧题字“扫除文化汉奸，提高民族意识”。展品中还包括薛岳的手迹、孙立人的家书等。

　　冯玉祥是民国期间颇具争议的人物，展品中有他的手书：“我信仰的是社会主义，不会有变更的。”他也同时写道，“我的环境是非有保护色不能活动。”因此，胡鄂公在通信中向他更加详细地介绍共产党的理念，并劝冯玉祥信仰“真正的社会主义”。当时，冯玉祥为了反蒋抗日、谋求再起，以及解决思想的困惑，频繁与中共地下党联系。

　　本次展览大部分展品来自民间收藏。著名收藏家、本次展览文物鉴定顾问颜明先生认为，本次文物展代表着国内关于抗战文物尤其是这个时期中美关系文物的民间收藏水准，具有极高的学术和历史价值。

　　据本次文物展发起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上海高校智库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徐以骅教授介绍，纪念抗战胜利、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世界秩序，是今年我国外交工作的主题之一，举办这个展览意义重大。抗战历史和中美关系研究均为复旦大学具有较强研究实力的领域，以此为依托举办的文物展将体现复旦的学术和人文底蕴，也将成为整合学界研究与民间收藏资源的良好范例。   本报记者 张炯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