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史正富，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同华投资集团董事长。复旦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美利坚大学经济系博士。著有《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现代企业的结构与管理》《现代企业中的劳动与价值》《现代企业的产权革命》；任《30年与60年：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和《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丛书》中、英文版主编；曾与蒋学模先生合编《政治经济学教材（第十三版）》。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中国优秀图书奖等多个奖项。

　　采访印象

　　入夜，复旦大学的教室里，史正富在给学生授课。讲完之后，他常常马不停蹄去公司开会。史正富开讲，一堂课常常涉及经济学、哲学、心理学、商海实战经验等多学科的课程，让学生受益匪浅。

　　恢复高考后，史正富是第一批考入复旦的学生，1988年被授予中国经济学最高奖项——孙冶方奖。闯荡商海，他十几年间积累了数十亿资本，玩转20余家企业的股权魔方，几度名列富豪榜前列。“最富教授”史正富，不仅用学识，还有实践经验影响着更多学子的思想，这或许是他给人留下最独特的标签。

　　一个国家如何实现自己的持续稳定发展？史正富的答案是，要国家协调本国政府与企业界有效参与重大要素市场的国际博弈，为本国产业营造公平合理有利的要素供给环境和要素价格水平。若国家无此能力，则该国一般工业部门就已经先输了一半。

　　各大市场经济体系存在失灵性

　　史正富说，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市场失灵有三个主要表现，即公共物品、外部性和垄断。所谓公共物品，是指那些不能排他性消费的产品，如洁净的空气和路灯。由于私人无法收益，因此不能由市场有效的投资和生产。所谓外部性，是指一方行动对他人的影响，如污染是对别人的负的外部性，而知识则是对他人正的外部性；由于外部性影响的不是自己，故施加外部性的一方就不会主动增加（正的）或控制（负的）外部性。所谓垄断，较易理解。总之，这三种“市场失灵”的形式曾被主流经济学认可，成为政府干预的学理基础。

　　但近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扩张大大淡化了上述市场失灵的危害性。史正富举例，公共物品可由政府购买私企服务来解决或减轻；外部性问题在交易费用不大时可由当事人自愿协商，合约解决；而垄断问题也可由开放企业准入和国际竞争来化解。结果，原先公认的市场失灵的弊端被降低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

　　自由市场的优越性则被抬高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市场经济”四个字具有了某种神圣性。优越性之一，是“激励相容”，即通过市场竞争迫使自利性主体通过利他实现利己；优越性之二，是“有效信息与协调”，即通过价格机制对市场中无数分散的信息进行集成，指引无数分散主体自发决策以达至有效的资源配置；优越性之三，是推动技术进步，即企业家内在的利润追求和外在的市场竞争压力驱使企业进行创新，使市场经济充满发展潜力。总之，今天在主流经济学家眼中，不论是激励、资源配置还是技术创新，都是市场经济自发运作产生的自然成果，只要把市场经济搞起来，自然就会有资源有效配置和经济成功发展。在我国，由于过往几十年市场取向的改革与经济成功同步发生，这种近乎“市场万能”的思路便更为广泛而强大了。

　　不过，史正富认为，真实世界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我举一个林毅夫提出的疑问。为什么凡是成功地从发展中国家跻身发达国家之列的，都是当初被认为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国家？为什么凡是被国际组织认可的实行市场经济的“优等生”，都没有成功？我把这个疑问命名为‘林毅夫观察’。”

　　为什么从改革开放头一天开始，天天受到主流经济学家批评的中国，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为什么美国自里根以来实行全面自由化30多年反而爆发了包括2007年危机在内的三次重大金融危机？为什么这一长时段中，曾经居于世界顶端的美国主流产业大幅衰败，曾经成为中产阶级占优的“橄榄型社会”在收入分配上又再次两极分化……

　　史正富说，只要环顾四周，不难发现，当代各大市场经济体无不存在更为重大的系统性失灵，面临众多复杂而深刻的经济病症，困难重重，步履维艰。这提醒我们，真实世界中的“市场失灵”远非主流经济学所承认的那些。事实上，不但近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严重低估了真实市场失灵，即使早前曾公认传统失灵三大形式的主流经济学，也只是从一般均衡理论视角看到了市场缺陷，而无法看到真实世界中存在的更为重要、更具毁灭性的那些系统性失灵。

　　资本主义体系或将陷入长期低迷

　　史正富说，教科书上只讲那三种市场失灵，是因为戴了“一般均衡”的有色眼镜，看不到一般均衡之外的世界，就像中国俗话说的“灯下黑”。

　　凯恩斯面对1929年后大萧条的现实，写出了《货币、利息与就业通论》这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之作，提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边际投资收益下降和流动性偏好陷阱这三大规律，从而论证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必然会发生宏观的有效需求不足与失业并存，即普遍的生产过剩，而普遍过剩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危机。也就是说，凯恩斯实际上用新名词承认了市场经济自由运转会出现经济危机这一事实。

　　史正富认为，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看，在资本追求利润扩张这一根本驱动力之下，市场体系整体运行包含着远为深刻而多样的矛盾。

　　“传统形式的市场失灵只是从一般均衡理论角度看到的、低层次的市场缺陷。而我归纳的‘新型市场失灵’则是真实市场经济制度的系统性失灵。其中一部分表现，如货币的纸币化与金融产业异化，是当代发生的新的现象，而总体上说，则是源自以资本权力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内在矛盾，这就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生产目的与一般社会需要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史正富说，既然资本的生产目的在于利润，那么，若没有一定的利润，资本积累与投资的火焰便会熄灭。

　　二战后的军事技术产业化开辟出新的创业市场与利润空间，带来了20多年的战后黄金年代。但其后果则是新一轮的资本与产能过剩。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加入全球化，既扩大了全球市场，又提供了过剩资本，从而使美国选择了用世界性过剩资本支持美国福利、用美元超发支持全球经济扩张这样一种战略，暂时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内在矛盾之上的宏观过剩，但在长期中却又积累起全世界都无法承担的生产过剩的重负。产能过剩、利润率下降，企业淘汰，结构失衡，全球经济陷入僵局。如果没有重大技术革命带来新的产业机会，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将陷入长期低迷的困局。史正富表示，我国经济目前面临的种种结构问题极大程度上反映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

　　国家至少应该承担4种新职能

　　“基于对系统性市场失灵的解释，我们对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就有了新的认识。”史正富说，政府也有自己的问题，也存在“政府失灵”。这也是为什么前苏联模式最终崩溃的重要原因。

　　考虑到这些不同方面，国家在当代市场经济中的角色与功能必然基于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宣传。除了主流经济学认可的提供国防、外交、法治等公共物品以及通过反垄断法和产业规制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等基础性政府职能之外，当代市场经济中的国家至少还应该承担4种新的职能——

　　■ 第一是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选择与调试 在产业体系中，主要企业都必须有自己企业的发展战略；同理，在美元霸权为基础的全球财经体系中，大国也不能没有自己的国家发展战略。否则，只能处处被动，难于避免落败的下场。

　　■ 第二是选择与发展战略相适应的经济体制与模式 目前学者喜欢讲“该市场做的还给市场，该政府做的政府就要做好”。史正富认为，这话不错，但太空洞。关键是认清不同的市场要求不同的治理模式。在普通商品市场中（如大多数制造业），价值规律的运行比较正常，应该让市场竞争起到决定性作用，以做到“优化资源配置，减少交易成本，激励创新创业的活力等功效。但是，在战略性、基础性生产要素市场（如能源、土地、房产、大宗商品、货币、外汇等）中，由于其具有投资品性质，受全球金融体系影响至巨至深；在美元霸权与全球资本权力强势主导全球金融的条件下，上述重大生产要素的供求与价格已不再由价值规律主导，而是由国家政治力量、资本市场权势和市场自发力量三者互动来决定的，导致资产泡沫反复出现。

　　史正富强调，一国要实现自己的持续稳定发展，就要求国家协调本国政府与企业界有效参与重大要素市场的国际博弈，为本国产业营造公平合理有利的要素供给环境和要素价格水平。若国家无此能力，则该国一般工业部门就已经先输了一半。

　　■ 第三是打造市场相容型的收入分配改良机制 全球化与金融化时代的市场经济使得收入分配出现了新的一轮两极分化，西方发达国家从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变为富豪与贫穷两极分布的“M型社会”；传统的“福利国家”体系不但未能解决两极分化，而且由于长期财政赤字导致国家的破产。因此，我国不能仅仅是在再分配层面做文章，而要深入到财产制度与初次分配领域开创新路。”

　　■ 第四是创新政府体制，打造有为政府 若政府承担上述种种新型经济职能后，政府自身的效能与效率就变得重要了。为此，既要从严治德，加强廉政建设，也要创新体制，通过政府体系的组织变革与优化，实施透明高效的政府事务流程再造，建设具有国家战略领导能力的廉洁、高能、高效的，有作为的人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