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将福建定为“一带一路”的核心区，盖因福建的泉州乃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元时期世界上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

　　余在1999年桃花盛开的季节，登上泉州的青源山巅，眺望远方，似见鼓乐喧天、万千舟楫扬帆出海，绚丽的历史风云仿佛金色波浪，将我们带到中古的海上丝绸之路……

　　在阐述海上丝绸之路时，先要回顾古代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线索。中国历史上最为剧烈的大动荡，当推魏晋南北朝，继北方五胡十六国的金戈铁马大闹中原，公元420年东晋灰飞烟灭。斯时，北方黄河流域经过连年征战，呈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萧条景象，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相较而言，东晋之后建立的宋、齐、梁、陈等南朝，处于安定的长江流域，这就为北方人口大量南迁留下了空间。在当时的170年间，北方如候鸟般南迁者约90余万，占北方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这不但为此后南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而且带去了农业、手工业的先进生产技术，更有通过南北人口联姻等方式，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从而在孙吴、东晋原有的基础上，江南经济得到了显著的发展。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经济重心南移。

　　当历史的航船驶过隋唐经济、文化大发展的万重山峦，却平地一声惊雷，公元874年爆发了唐末农民大起义。黄巢高吟一绝：“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于是，蝗虫般的义军将中原杀得血流成河，以致形成又一次北方人口南迁的高潮。这股汹涌的北方贵族和流民，不仅迁至东南沿海，甚至移向闽、皖山区，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此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经济重心南移。

　　在中国历史上两次经济重心南移、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有两件事对形成海上丝绸之路至关重要：一是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使其成为南北商业交通的大动脉，为中外海上贸易提供了便利。二是造船业跃上新的台阶，隋代造过高4丈5尺，长20丈的大龙舟；唐代造的大海船长达20丈，载重一万石，可容700人，因其体积巨大，结构坚固，为中国船队远航四海提供了硬件。据考古研究，中国最早下西洋的航海家是唐德宗的外交使节杨良瑶（公元736-806年），他率领的船队抵达地中海沿岸的大食。自唐代“安史之乱”和唐末农民大起义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拐点，北方的丝绸之路逐渐式微，而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则如朝阳冉冉升起。

　　今人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始于宋元，延至明清。北宋时代，我国的对外贸易比唐代更为繁荣。北宋朝廷在泉州、广州、明州（今宁波）、杭州、扬州和密州（今山东诸城县）等地设立了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检查进出口船舶，并征收商税。各市舶司所在港口，都设有专供外国商人居住的蕃坊，如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大多集中在泉州和广州两地。余在泉州清源山考察了唐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的伊斯兰教圣墓，以及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的清净寺，这两处阿拉伯胜迹，充分显示了泉州与西亚的友好往来。

　　由海上丝绸之路来中国通商的除阿拉伯诸国外，还有日本、朝鲜、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和印度各国。北宋浩荡的船队向沿线各国传送丝绸、瓷器、茶叶、金银和先进的造船、航海、印刷、造纸、指南针等技术；彼方则输入香料、药物、象牙、珊瑚、珠宝、玳瑁、玛瑙和苏木等商品。与此同时，双方的文化乃至宗教也得到了广泛交流。从北宋的泉州等港口到南海诸国和阿拉伯各国，甚至欧洲、非洲的航线上，中国的船舶占据半壁江山，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东来时，都喜欢乘坐我国的商船。而南宋和元朝，我国的造船业更加发达，从而促成了举世震惊的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余在泉州开元寺内的古船陈列馆，看到一艘1974年出土于泉州湾的海船。这是一艘13世纪建造的福建远洋木帆船，复原长度可达34米，宽11米，载重量200多吨。近年，我国通过海洋考古，在挖掘的南海沉船中，发现了大批丝绸、瓷器，其中的密封茶叶，甚至还有香味。

　　当问鼎中原的蒙古人建立了大元帝国，在北方草原丝绸之路日薄西山之际，海上丝绸之路却达到了高峰。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内，展示了当时这个“东方第一大港”的国际贸易、科技文化大交流的壮丽画卷。史书上亦记载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旺。元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诏行中书省：“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元史》卷10《世祖纪》）。另据周密的《癸辛杂识续集》披露，泉州南部一巨贾，每次出海的船舶达到80多艘，其殁后因无子嗣，政府收其家资，单珍珠就有130石！

　　遥忆新世纪前夕，余踏访泉州，考察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时，没想到当下我国会倡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可见历史车轮转动之疾也。在清源山麓有一片祈风石刻群，堪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丰碑。这里，记录了始于南宋的海舶冬季遣舶祈风和夏季回舶的祈风情况。今天，也让我们热烈鼓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猎猎樯桅，乘长风破万里浪，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