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春天，王旭东接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这，可不是一个寻常的岗位。敦煌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王旭东的三位前任都堪称举世闻名、德高望重——“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敦煌艺术导师”段文杰先生、“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先生。接掌如此重任，王旭东是怎么想的？

　　一定要传承好文脉

　　比起退下来的樊锦诗来，48岁的王旭东显得很忙。我们到敦煌那天，他忙到半夜，匆匆赶到我们的下榻处，闲聊几句，表示欢迎。第二天，他就出差了。正式的采访，约在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那晚，王旭东大步流星走来，一进屋就说：“到院子里去聊，不更好？”我们七手八脚地把桌椅搬到院子里。一弯新月，繁星点点，清风吹过，好不惬意。原本很正式的采访，因为王旭东的这个建议，变成了朋友间的清谈。既是朋友聊天，坐下来的第一件事，便从提问变成了互扫微信。我发现，王旭东在朋友圈发的最近一条信息，是清明节。三危山上，常书鸿、段文杰等先贤的墓坐东向西，正对着莫高窟。王旭东发的照片，正是于先贤墓前拍的“九层楼”，他写道：“给前辈们扫墓结束后，一转身，被这个景感动了。”(见题图）

　　从常书鸿、段文杰到樊锦诗，很难找出一家机构有如此简洁清晰的学术文脉，这是敦煌之幸。王旭东深谙此理。他说：“一定要传承好这个文脉。没有脉，那就完了。”

　　没有三把火，做些什么呢？王旭东说：“我的首要工作，是延续上一届班子的理念，不做颠覆性的工作。研究院的工作原来有很多规划，我要确保把规划好的事情顺畅地做好。在这个基础上，再谈开拓创新。”

　　国际化是未来方向

　　那么，开拓创新从哪里着手呢？王旭东回答得很干脆：“敦煌保护和研究的国际化。”后来两个多小时的漫谈，一直没有离开这个主题。

　　对于敦煌研究来说，国际化恰恰是文脉之一。王旭东说：“常院长就是个有国际化眼光的学者；段院长尽管没有出过国，但是特别有胸怀，他在国际合作方面看得特别远；樊院长也做了不少这方面的工作，大家有目共睹。”王旭东介绍说，请国外的专家到参与敦煌的保护，这个工作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持续了20多年。

　　那么，未来的敦煌研究国际化应该是什么样子呢？王旭东说，以前在文物保护方面，国际化合作很多，但在人文学科方面，即敦煌学和美术学等方面，我们的门开得还不是很大。敦煌研究院一向有“开门办院”的想法，但要真正下决心开门，并不容易。有的前辈可能有顾虑，怕我们独家占有的资料流出去。其实，国际化合作是双向的，应该双方都把门打开。

　　王旭东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法国国家图书馆向敦煌研究院无偿赠送其馆藏敦煌遗书的高清数字复制件。要知道，这正是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弄走的敦煌文献。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敦煌遗书的最精华部分终于实现“数字化回归”，难怪王旭东高兴得两眼放光。

　　王旭东希望，跟法国的这次合作，能作为一个好的开端。他透露，他下半年将去英国访问，要跟大英博物馆商谈合作意向。敦煌研究院正在致力于敦煌的数字化建设，远期目标是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文物建立成完整的数据库。如果这一目标能实现，将使敦煌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走出去也要请进来

　　“开展国际化合作，既要走出去，也要请进来。”王旭东说，我们欢迎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特别是年轻人来敦煌学习、工作。现在中国之外的敦煌学研究队伍日趋老化、后继乏人，敦煌研究院愿意为培养世界各国的年轻人提供条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派我们的年轻人到世界各国去学习，以前日本去得比较多，将来要派到欧美和印度等地去学习交流。

　　上世纪80年代初，一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曾激起轩然大波，甚至影响了中日两国学者的交流和合作。王旭东说，还是季羡林先生说得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敦煌研究院愿意并且应该为建设敦煌学的美丽新世界作出自己的努力。

　　不知不觉，已是子夜。一弯新月升到高空，敦煌的夜，越发清朗。

　　特派记者 李天扬 （本报敦煌今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