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夏威夷来到斯坦福，大学时代的罗宾开始对自己的出身和种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赛珍珠到谭恩美，从《大地》到《喜福会》，她大量阅读一切她能够找到的和中国有关的女性作家作品。但这一切，都没有后来接触的李灵爱显得鲜活生动。

　　“作为一名华裔女性，即便她的家庭很富裕，她也接受了极为良好的教育，但我知道在李灵爱的时代，她也依然遭遇了很多的不公与歧视。”

　　罗宾曾经找到过一份当年李灵爱在美国移民局接受入境盘问与调查的记录，上面贴有李灵爱的证件照片，穿中式丝绸衣服、脖子上挂着珍珠项链的少女，嘴唇上浮现出—个冷冷的、略微带点骄傲味道的笑容。

　　“在发现李灵爱之前，我从没有因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但是，李灵爱却从不这样认为，在她的眼中，中国人是高贵的，并且在她漫长的一生中，她都始终以此为荣。是灵爱改变了我的看法。”罗宾对记者说。

　　但是，让李灵爱付出太多热情与努力的那部电影呢？它究竟还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它又隐藏在哪里？

　　“我们对祖先关注太少”

　　“你知道，在寻找的过程，我常常觉得答案就在眼前，但却总是触碰不到。”罗宾抬头望向窗外，北京的春天，杨柳刚刚冒出了新绿。“就像是外面树上的叶子，你能看到它在风里摇晃着，但是，当你伸出手去，就是摘不到。”

　　虽然李灵爱的故事让同为夏威夷华裔的罗宾收获了一个让她颇为“心有戚戚焉”的“隔世知己”，但关于电影本身却进展不大。后来，罗宾又了解到，在美国国家档案局保存着一部只有35分钟的《苦干》片段，她随即联系了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工作人员卡特，并从卡特那里得知，学院其实也一直没有放弃对于《苦干》完整版本的寻找，而卡特对于罗宾的工作也深感兴趣。

　　无奈之下，罗宾决定重起炉灶，开始探索另外一条线索——寻找电影《苦干》的摄影师雷·斯科特。在此前罗宾已经知道，斯科特的职业是图片摄影师，李灵爱之所以找到他，是因为被雷此前赴中国拍摄的抗战图片深深打动。

　　雷·斯科特，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是—个类似中文语境中“张勇”或者“李伟”之类，委实太过普通的姓名。根据年龄和时代线索，罗宾不得不大海捞针般地在讣闻和墓碑中，寻找任何一个有可能叫做雷·斯科特的美国男人。

　　后来，罗宾在互联网上找到了—个特殊的墓园网站。它正是由民间志愿者发起，为寻人而建立起的。全美各地的志愿者们拍下不同的墓碑碑文，标明具体地点，上传到网络上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在这里，经过仔细核对，罗宾确定了斯科特的墓地信息，并由此顺藤摸瓜，在FaceBook上找到了雷·斯科特儿子的账号，罗宾在他的页面上留言，写下了自己的地址与电话号码。后来，罗宾接到斯科特儿子电话的时候，她形容自己的兴奋：“心脏砰砰砰一直跳，仿佛就快要从胸口跳出去了。”

　　在电话中，斯科特的儿子告诉罗宾，自己对于父亲所拍摄的电影几乎都毫不知情，罗宾的心又沉下去。面对罗宾的沉默，对方又表示自己并非父亲的独子，他还有三个兄弟，也许他们还保留着一些什么。

　　后来，罗宾形容自己的寻找过程，就是一次又一次希望——破灭——希望的过程，过山车一般循环往复地前行着。

　　最终，是斯科特家的第三代——雷·斯科特的孙女米歇尔·斯科特为罗宾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线索。米歇尔是一位画家，她告诉罗宾，自己曾在斯科特家的老房子地库里，发现了很多祖父留下来的资料，有照片、底片和一些手稿，而米歇尔也模糊记得，祖父在世时，曾向自己提起他曾经拍摄过一部关于战争的纪录电影。

　　谜底就此揭开。

　　一卷90分钟的《苦干》胶片，就在斯科特家老房子的地库里，静静沉睡了几十年。

　　“一直以来，他们都知道些什么，但却并没有因此而多么在乎。这也许就是人类的通病，人们总是对于当下所发生的现实过于纠结，但对于祖先的历史却常常显得漠不关心，我想，在这点上，也许中国和美国都是—样。”罗宾总结道。

　　一部改变历史进程的电影

　　在找到《苦干》的完整版之后，罗宾把严重损坏的胶片拿到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进行后期修复。 

　　经历过一系列长达3年的现代科技手段介入还原之后，罗宾终于见到了修复完成的85分钟的影片原貌：江南的风景，青的山，绿的水，细眉细眼的女孩对着镜头羞赧地一笑，然后当你慢慢沉浸在如同水中摇曳的青荇一样葱绿柔软的生活中，镜头突然一转，战争来了。

　　暗黑中，伴随着悄悄的一线光，罗宾看到了燃烧着熊熊战火的中国城市，日本军队用机关枪扫射，无数人在迁徙逃离，再也没能回到故园，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一次又一次地经历着可怕的轰炸。并且，影片还记录了当时作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的身影，而担任该片引言部分讲述人的，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与文学家林语堂。

　　那是罗宾第一次完整地观看这部电影。她看到，李灵爱变卖了祖母祖传的珍贵首饰，在一次次登台表演和募捐中，换来珍贵的彩色胶片和运转资金，并且倾尽所能地帮助斯科特联络到一切在中国能够为他们的拍摄提供方便的人们。

　　斯科特行进三万里，乘坐飞机、火车、汽车、牛车、驴车、羊皮筏……以及任何可以乘坐的交通工具，当然还有步行，扛着他那台珍贵的16毫米摄影机，走过弥漫的硝烟，走过戈壁和炸毁又修复的滇缅公路，黄浦江的码头，还有重庆朝天门340级的石阶。

　　1941年12月7日，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从此，之前一直持观望态度的美国被卷入二战。而在此之前，远东战场上的中国，已经在风雨飘摇中咬紧牙关苦苦支撑了4年。

　　同年，电影《苦干》在美国上映。

　　这部电影，并不仅仅在70年后改变了罗宾的人生，甚至在当时，它就悄悄改变了历史。

　　公映之后《苦干》成为了许多民间团体帮助中国收集外援支持的宣传片；很多美国青年也受到电影感染，从而加入了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而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在观看电影后不久，就亲笔题写卷轴赠予重庆：“此种为争取自由表现之忠实，将鼓舞来世而不朽。”

　　但李灵爱与斯科特的人生，却并没有因为这部电影而有着丝毫的改变。战争过后，李灵爱依旧以叛逆者的姿态存在于家族的版图中，她的家人们只知道这个女孩儿一直在离经叛道地活着，却并不知道她究竟具体做了些什么；而斯科特在拍摄过《苦干》之后，又回到了图片摄影记者的老本行中，并终生以此为职业，《苦干》也成了他一生中拍摄的唯一一部电影。

　　斯科特和李灵爱分别在1999年和2002年去世，如果不是此前李灵爱在书中闲闲的几笔，他们的一生便不会有人知晓。

　　在电影《苦干》结尾处，斯科特和李灵爱赋予了这部影片一个今天看来也依旧显得令人震撼的俯拍镜头，—个长达17分34秒的轰炸场面。那是1940年8月19至20日，日军轰炸重庆时，斯科特趴在美国大使馆的房顶上，冒着生命危险拍下的镜头，他也见证了日军出动了370架次飞机，在半小时内扔下了200吨炸药。

　　去年，因为重庆有关机构购买了电影《苦干》的中国版权，罗宾在电影拍摄完成的74年后，第一次来到了重庆。站在沙坪坝的夕阳下，罗宾觉得，这段跨越时空的旅程终于可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点，接下来，她还要积极努力地为自己《寻找“苦干”》的纪录片寻觅在中国的落脚点。

　　她庆幸，在战争结束的70年后，她帮助一部电影和一段往事又打了一次胜仗，这次，面对的不是战乱和轰炸，而是更为残酷的时光与遗忘。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