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印章艺术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印章已作为统治阶级的权力象征和社会庶民的交往凭证而被广泛运用。至汉代，印章艺术发展空前。元、明之后，文人们更喜以自篆自刻的创作方式镌治印章，以陶冶性情，同时作为书画之助。

　　历史上，上海是海派文化的发祥之地，海派篆刻在全国素有“半壁江山”之称。晚近以来，沪渎印坛先后出现过有如胡钁、吴昌硕、赵叔孺、赵石、王褆、易孺、简经纶、丁辅之、马公愚、邓散木、钱厓、王个簃、方介堪、陈巨来、叶丰、来楚生、钱君匋以及方去疾、单孝天、吴朴等一大批篆刻名家代表，其声誉遍及整个中国，甚至日本和东南亚地区。在近代印坛的直接影响之下，几十年以来，当代印人们在领受前辈教诲和步趋古人、接续印学脉的道路上，辛勤于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为我国篆刻艺术的代不乏人，可谓不遗余力。

　　这些年，随着新时期文化高潮的迭起，作为传统艺术的篆刻一道，具有空前发展之势。而喜好印章艺术的众多爱好者，则无论从人员参与的数量增长，还是从地域分布的日益广泛上讲，皆大大有别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任何时期。尤其青年作者的突出比例，更堪称前所未有。正是基于这个现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在本着继往开来、努力推动传统文化蓬勃发展的动因之下，共同联手上海朵云轩集团，具体筹划了“‘爱国·和谐’朵云轩杯首届全国青年篆刻艺术展”。

　　本世纪之初，笔者在香港曾经听闻艺界同行言及“（本地）卅岁以下已无刻印爱好者”的话题，当时感触良深，彼时彼地，陡然竟生出对这门古老艺术在当今社会的渐入式微之虞。历史地看，倘若将沪、港两地的文化现象作一个异同之比较，想来也是件饶有意味的事。

　　曾几何时，香港的经济发展一跃而为世所瞩目。然而，由于异国殖民地文化的长期统治，香港本土文化的孱弱属性和缓步发展之速自是可想而知，这种情形，恐怕一时难于改观，难怪香港一地往有文化沙漠之喻。而作为经济、文化集萃地的国际大都市上海，上世纪六十年代，尽管人们经历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几乎可称摧毁一切的十年浩劫，却始终都没能阻挡人们对于中华民族千年文化的深入骨髓之爱。在那个特殊年代里，也正因为上海素有的深厚文化积淀，一直吸引着一大批性喜艺术的青年人，他们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不惮寻师问业孜孜以求。或者可以说，是上海印坛造就了当年这批日后在业界具有广泛影响的艺术实践者。与彼时香港颇有相似之处的，倒是“文革”之后的那一段由改革开放经济腾飞而致的文化缺氧时期，曾使得罕有青年人参加的篆刻一域得以片刻冷寂。

　　话说回来，刻制印章毕竟是一门花费时间和消耗精力的艺术活动。按照一般认识规律，如果一位成熟作者的年龄为四十岁上下的话，那么，他的发蒙阶段及技法入门时间，则起码在十年以上，有时往往更长。此中，当然还会因人而异地牵涉到作者的禀赋条件及其传统素养的程度高低。所以说在往日在今朝，虽然篆刻向被称作是一门丈夫不为的区区小技，但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篆刻家，真是谈何容易。

　　令人倍感欣慰的是，数十年之后的中国印坛，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往日的青年学步者，如今已经成为新一代的印坛中坚。在全国范围，在创作上原本因地域而致的凸显水准参差的状况已经改善，各地篆刻风格的基本格局非但已经形成，并且正呈现出一派波澜壮阔之势。从本次展览的应征稿件看，无论是从年龄层次还是数量质量，都证实了这一点，体现了广大青年艺术工作者为歌颂我国日新月异和谐社会的高涨创作热情。

　　如今，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大力倡导之下，一个努力为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爱国热潮正蓬勃掀起，一个文化经济的繁荣空前喜人局面已经到来，这是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