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需要一个播音名

　　和同学们熟悉起来：小柳，湖北台来的；小毛，云南台来的；杨曼，山东台来的；刘大姐，青海台来的；周寰，新疆台来的——这么多省电台来的！那时，省电台就是我心里的标杆，这些来自省台的同学都能给我当老师了。同宿舍的小梅小渝那么漂亮，立刻成为摄影专业同学的模特，而小郑，平常说话就和播音一样，声音那么温柔。

　　而我呢？李钢老师说：“你的声音有点白。”我傻乎乎地问：“啥叫白？”

　　我有点懵，因为我衡量不出差距有多大了。

　　每天早晨，我们都去核桃林练声，每人对着一棵核桃树：“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还要有针对性地练习老师留给东北同学的作业：“黑龙江哈尔滨知青……北京广播长安街……”

　　那时，我勤快并盲目着，从不偷懒，常常发呆。在林区广播站，没练过声，播得挺好，到广院，天天练，咋还不会播了呢！

　　那时，我们的练习稿常有这样的话：“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第一次考试，看同学在录音间进去、出来，我心里七上八下。该我了，试卷是一篇小通讯，内容是危险中救人的情节小故事。我眼前只有这篇稿子，核桃树前的纠结消失了。

　　宣布成绩，我的成绩是优。意外，不解，怯怯地去问陆茜老师。陆老师说：“你注重内容，感情内在真实，这是正确的播音创作道路，所以得到肯定。”哦，我还得琢磨琢磨。

　　作为末代工农兵学员，我们赶上了“拨乱反正”的阶段，比前几届工农兵学员正规一点儿，但比恢复高考后的77级差很多。在学制上，差了两年，在课程设置上，也简化了很多，没有开外语课。我们与77级，不是届的区别，而是代的区别。

　　实习的时候，我和王征被派到苏州。当时的苏州电台是有线台，它天天播出的长篇评弹飘在梧桐树下的小巷里，成为我对苏州的声音记忆。人家觉得我们是北京来的，院校来的，科班训练，字正腔圆，其实，我还是不大自信，我将来能胜任话筒前的工作吗？

　　在苏州播音的时候，经常说的是：“改革开放”，“奔向四个现代化”，“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校的专业学习，奠定了我的专业基础，职业方向已经毫无疑义，当时学校倡导一句话：“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我属于专业思想极牢固的那种，我肯定要从事话筒前的工作了。

　　毕业了，我真的变成省电台的了。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这个呼号，我伴随了它近五年。

　　在电台播音，需要一个播音名。在校准备实习的时候，我说：“就叫敬一丹吧！”老师反对：“敬，不像一个姓。”“那，一丹，行吗？”“一，也不像一个姓。”想来想去，把妈爸的姓组合在一起：韩敬。于是，韩敬这个名字，就成了我在电台的符号。现在，我的微信名字就叫韩敬，做个纪念吧。

　　记得第一次在黑龙江电台播音，播的是天气预报。我事先通知爸妈，组织收听，播得极为郑重。而我父母，从此成为我的最忠实的听众和观众。后来，播专题、新闻、文学欣赏，那时有的文体，现在已经消失了，比如，“对话”。那时，还没有主持人。

　　我很喜欢播电影录音剪辑，那是那个时代很有特色的广播形式，眼前似有画面，脑子里充满想象。记得当时播《樱》电影录音剪辑，播得很享受。

　　那时最常用的新闻用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万元户”，“包产到户”……

　　我一点儿没有想到会做电视。上世纪80年代，电视初起，人手不够，我奉命到黑龙江电视台客串播音员。白天，我在电台的话筒前说“各位听众”；晚上我得到电视台对着镜头说“各位观众”。那时，我对电视有一种排斥，一点儿感觉也没有。到电视台第一件事，老播音员说：“小敬，你得把头发烫了。”“什么？得结婚时才烫头呢！”“得烫一下，你这头发都是生的。”“啊？头发还分生熟啊？”还得化妆，还得穿那样的衣服，还得走后门去“秋林”做西服，好麻烦！整天催领导：“让我回电台吧！”领导说：“电视台新人到位以前，你得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