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创办《一丹话题》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电视台会有一个栏目以主持人的名字冠名。即使有，也不会是我吧。然而，那一天，在中央电视台十七楼的经济部办公室，赵化勇主任平静而深思熟虑地对我说：“你可以办一个言论性栏目，叫《一丹话题》。”

　　什么？我惊讶得不知怎么接话。我惊讶以后，是兴奋，是想象，是犹豫，是跃跃欲试，是踌躇不前。我适合主持言论性节目？我以前没有认真想过。赵化勇是老电视人了，很有实践经验，很有用人的判断，他给我的这一指点启发了我，我由此有了更多的自我认识和判断。以前，我虽然也做了一些有评论色彩的节目，但多半是出于直觉、出于兴趣；而赵化勇的指点，是方向性的指点，使得我以后在专业方向上有了更多自觉。

　　我是A型血，据说，这个血型的人保守谨慎，做事没开头就想到结尾了。我就是这样，不怎么主动，不怎么敢去做没有先例的事，通常选择是随着、顺着。我不大会说“逆风千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之类的。眼前这件事就没有先例，我不知从哪里下手。我担心，开办之后，我能支撑住它吗？一旦支撑不住，怎么收场？一旦砸了，不仅砸了自己，也砸了中央电视台搭起的台子。而没有先例，又有点儿刺激着我，面前的空间都给你了，还不试试？有什么比自由空间更能激发人的创造力呢？

　　我慢慢地想，迟迟没有动作。母亲打来长途电话：“办节目可以，千万别叫《一丹话题》！”母亲这位老公安在1957年险些被打成右派，她以当年的经验预感到用我的名字命名的栏目可能会使我变成出头的椽子。她的话倒引得我从另一个角度去思索。现在，我们有幸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破除禁锢、言路开放、鼓励个性的时代。中央电视台决定创办《一丹话题》，其意义不仅在我个人，这会使电视台多一个节目样式，使观众多一个熟人，多一个交流的窗口。而作为直接与观众沟通的主持人，我也多了一个面对世界的表达方式。就这样，我犹豫了几个月。

　　这时，赵化勇已经从部领导变成台领导。每次在台里远远看见他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安，那感觉，好像没写作业的学生遇到老师。怎么办？他会问我的吧？走近了，他果然问：“准备得怎么样了？”我终于开始准备了。好在，A型血的人还有个特点：认真，一旦开始做事，就投入。我的注意力立刻聚焦：说什么？话题，这是最核心的。那时还没有策划这一说，凭积累，凭感觉，拿出第一批选题。演播室、片头设计、技术准备同步进行，这些由杜禹和“红绿蓝”的朋友们负责。后来有人说，有点儿像一个工作室的雏形。

　　1993年春天，忙得没注意树是怎么绿的，花是怎么开的。5月10 号晚上，《一丹话题》开播了。屏幕上一片蔚蓝，一个个标点符号出现了，逗号、引号、删节号、问号……在设计片头和演播室背景的时候，看到杜禹和朋友拿来的以标点符号为元素的设计方案，我心中一喜，赞叹设计的魅力。琢磨了一下，我把句号去掉了。我设想，《一丹话题》可以包含各种话题，各种语气，但没有结论，没有句号，言犹未尽。这些标点符号以最简单的形式最准确地表达出我的想法。片头音乐也是同样的意味：12345671——说单纯也单纯，说丰富也丰富。当杜禹在中央电视台录音间用合成器弹奏的时候，录音师说：“我干了这么多年，从没录过这样的片头音乐。”我们笑道：“这就对了，就要没有过的。”

　　1993年，国人的普遍心理是什么？有的试试探探，有的东张西望，有的匆匆忙忙，有的游移不定，不知往哪里走好。那情景，在同时期的电视剧《我爱我家》里有生动再现，戏里的一家人有着浓厚的当时的气息。梁天在戏里不知干什么好，寻寻觅觅，今天想着倒腾点儿啥，明天琢磨去海南发展，这个形象就像从弥漫着商味的大街上东张西望走来的。

　　我与经济日报的嘉宾詹国枢谈到这种彷徨心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时，是非判断和进退判断都遇到了问题，才产生了彷徨。他分析：过去计划经济有一套是非观，过去“是”，现在“非”，就让人彷徨——现在这做法，对不对啊？面对转换，年轻人好办，老年人也好办，中年人最困惑。每当历史转折的关头，人们总会遇到普遍的彷徨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