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当初的上海，许多居委会都办有这样的简易托儿所。而且，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包括上海在内的全国各大城市，在致力于大规模工业和城市建设时，也纷纷在各企事业单位开设了托儿所、幼儿园。带着孩子去上班，是许多城市产业工人每天最普通的事情。然而，从上世纪末开始，这样的“城市一景”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让企业卸下过重的负担、把职工福利交由社会化运作，便成了最通行的做法。只是，这样的转变，至少在加重职工家庭负担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弱点。 

　　“现在能否重新让职场女性抱着娃娃去上班？”做这个提议的，是上海市政协常委、中福会托儿所所长陈磊。针对目前国家放开“单独两孩”政策后，许多女性再生育意愿并不高的现状，陈磊分析说，除了经济压力、工作压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生出来的孩子谁来带”。显然，放弃工作回家当全职妈妈，在当下的中国还不会成为一种普遍，那么，能否呼吁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恢复托育服务，以解决女职工的后顾之忧呢？ 

　　陈磊说，职工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并不只是发点钱，增加点收入。包括食堂、托儿所、沐浴、理发等，都应该算作企事业单位的大福利。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企事业单位就有托儿所之类的职工福利设施，解决了许多双职工家庭没人带孩子的困难，保证了他们工作、生活两不误。但现有的问题是，国家福利政策与职工现实需求之间存在着不小的落差。尤其是面对目前职工育儿的困境，企事业单位的福利政策应该有所倾斜，适时恢复托育服务。让女职工能抱着孩子去上班，这既充分保障了哺乳期母亲和孩子的权利，又有利于保障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配置，而且，还有利于国家“单独两孩”政策的真正有效落地。 

　　“我之所以要把企事业单位建立的托儿场所称作‘托育服务’或‘托育站’，而不是纯粹的托儿所、幼儿园，这是有区别的，也是考虑到了现实的种种掣肘。”陈磊说，正规的托儿所、幼儿园，要教师、保育员持有相关的资格证书，也要求场地、设备的达标，相对来说，“托育点”应该是放宽点条件的，不一定非要师资、条件的完全达标。同时，教育、卫生等部门也应当联手牵头制定企事业单位托育服务的相关标准，明确规定服务对象、服务内容、人员配备、设施配置等一系列规范标准，再辅以相应的政策、财力的扶持，便于各企事业单位、社区居委会也能有能力、有积极性地开展力所能及的托幼服务。 

　　首席记者 王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