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参加大会的左联作家周文的女儿周柒康向记者讲述了父亲周文和母亲郑育之参加大会的一些情景。

　　1932年底，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专门讨论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问题，决定派出该委员会副主席巴比塞率领一个代表团，来华调查日本侵略东北的罪证，以正义公道的立场揭露事件的真相，并表示要在日本东京召开远东反战会议，声讨日本侵华罪行。同时委任该委员会名誉主席宋庆龄为这次远东反战大会筹备委员会主席。这个决定是世界人民对中国反侵略斗争的一个重大支持。

　　宋庆龄接到通知后，立即着手筹备工作。中共与宋庆龄商量后，一面派作家楼适夷（当时先后在上海左翼文化总同盟和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到日本东京，与日本共产党有关负责人商讨开会地点。另一方面决定由刚成立的“国民御侮自救会”来筹备欢迎调查团事宜。

　　商讨时，“日本共产党代表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在日本举行这样一次大会是不太可能的，他们要求能在上海举行，并可利用公共租界等地域条件，开会条件应该比东京好。”于是决定大会在上海召开。

　　中共中央在1933年6月指示上海局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全力以赴进行这项工作，并决定原拟举行的全国民众团体救国代表会与反战大会合并起来，要求各地认真选出代表。遵照中央指示，中共江苏省委与宋庆龄协商后决定，请宋庆龄公开出面筹备，具体工作则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冯雪峰主持。

　　8月18日上午，来自法国的客轮“安得莱朋号”载来上海世界反战委员会代表团一行4人（巴比塞因病未能来华），领队是英国勋爵、工党议员马莱，团员是法国共产党员、法共机关报《人道报》主编伐扬·古久烈、比利时社会民主党人士马尔度和英国人哈密尔敦。中国共产党和筹备会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队伍，欢迎国际代表的到来，散发了筹备会主席宋庆龄的声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宋庆龄代表各界欢迎代表团，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鲁迅也参加了欢迎大会。

　　与此同时，全国各界代表陆续来到上海。原定大会共有中外代表800名，但由于反动当局的阻拦和破坏，在本地或在途中或到上海后被捕、被阻，不能到会。最后参加大会的只有65名代表：上海工人代表，东北和察哈尔义勇军代表，平绥铁路工人代表，十九路军士兵代表，河北、福建、江苏、吴淞代表及苏区红军代表。

　　几经周折，江苏省委组织部的同志终于在沪东一条僻静的马路旁，租到一幢四层楼红砖洋房（即现霍山路85号）。为了避免引起当局注意，由左联郑育之等5人临时组成一个包括祖孙三代成员的“家庭”，装作正在筹办一对年轻人的婚事。周文扮“新郎”，郑育之扮“新娘”，他俩分别注视前门和后门的动静，负责报警和掩护撤退。

　　9月29日晚上，分散隐蔽各处的代表，分批进入楼内隐蔽起来，直到第二天清晨，代表都已到齐。大会在4楼举行，代表们席地而坐，4位国际代表和宋庆龄坐在木箱上。大会选举马莱、古久烈、马尔度、宋庆龄及东北义勇军代表、苏区代表等9人为主席团，并推举毛泽东、朱德、片山潜（日共书记）、鲁迅、高尔基、巴比塞、台尔曼（德共书记）为大会名誉主席。宋庆龄为执行主席，主持会议。

　　大会由宋庆龄致开幕词，马莱报告了各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情形；宋庆龄作《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报告；苏区红军代表报告苏区工农群众生活斗争情况。随后，代表们自由发言，表示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发动的战争，特别声讨了日本侵略东北的罪行。

　　1933年10月2日，上海《大美晚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一条惊人消息：“反战会秘密开会”，副标题是：“九月三十日假某住宅举行，马莱、宋庆龄及各代表参加”。会议已秘密举行，成了当天各媒体的头号新闻。与会代表发表了“反对日本及其他侵略中国之帝国主义国家之意见”。 

　　远东反战大会的成功，推动了中国和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苏区的斗争，许多省市成立了世界反战委员会中国分会。

　　本报记者 袁玮

　　特约通讯员 龙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