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7:星期天夜光杯/上海珍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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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七十多年前的上海报刊——~~~
     
2015年09月13日 星期日 放大 缩小 默认   
翻开七十多年前的上海报刊——
回望犹太难民的尘封往事
罗震光
■ 漫画《自掘坟墓》,左上图木牌上写着“上海犹太区”,左下图中换上了写着“纳粹集中营”的木牌
■ 阿道尔夫·约瑟夫·施托菲尔,弗洛依德的学生,《黄报》社长、主编兼主笔
■ 隔离区通行证的正面,写有允许外出的时间,还有日本军官合屋的签章
■ 斯·谢德林格(中)和他的朋友(左)在战后曾狠揍合屋
■ 《上海犹太早报》 (后改名《上海回声报》) 是上海历时最久的德文犹太人报纸
■ 犹太难民办的德文刊物《黄报》开始是半月刊
■ 《合屋漫画》
■ 《以色列信使报》 在1933年6月2日报道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林语堂等面见德国驻沪领事,对纳粹在德国的暴行表示强烈抗议
  ◆ 罗震光

  编者按>>>

  上海市政协对外友好委员会、虹口区政协、上海公共外交协会与本报联合征集“犹太难民与上海”的故事,历时7月,先后从海内外征集故事100余个,老照片500余张,近日结集出版《犹太难民与上海》丛书,吴志明、赵启正作序。吴志明写道,“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友善、包容的民族。过去,我们用宽阔的胸怀接纳了遭受苦难的人们;今后,我们仍然会用最坚定的信心,张开双臂去拥抱和平。”

  “上海珍档”特选部分图文发表,以飨读者。

  1938年,上海,这是欧洲犹太人心中希望的圣地,因为这几乎意味着躲避纳粹集中营魔爪的最佳路径。当全世界都对犹太难民关闭上逃生大门时,上海无私地接纳了他们,约3万名欧洲犹太难民通过各种途径在两年时间内陆续逃至上海,并在此生活直至二战结束后方才渐次离去。

  70多年的光阴转瞬即逝,对于这场在人类历史上都堪称伟大的救助,许多细节都已渐渐被年轮磨平了记忆。不过,钻进老报纸堆里,从中寻找到那些看似零零散散的故事,或许并不会带来如何的轰动效应,却不免会使读者感到眼前一亮。即使从现在的角度和观点看来,它们中的人物,以及所表达出来的美好、忧愁、喜乐、悲伤等等情绪,历经岁月,依然能跃然纸上,充满着从历史那头传来的情感共鸣。

  虹口隔都艰难求生

  对于远渡重洋,来到上海,并以虹口为主要聚居地的犹太人来说,虹口是他们“第二个家”。但种种迹象却表明,这个“家”并不那么安全、可靠。日本人在虹口设置了难民隔离区(难民称之为隔都),形式上是将难民与公共租界隔离开来,方便管理。然而在犹太难民眼里,从某种意义上说,虹口隔离区是另外一个“奥斯维辛”集中营。

  这样的观点在一幅70年前的漫画上能够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漫画的上半部分是日本兵在上海虹口的难民隔离区,下半部分则描绘了当时犹太人的“人间炼狱”——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上半部分的漫画可以说并没有暗示血腥和屠杀的意味,但和奥斯维辛相提并论,就不难令人联想到流血、杀戮、种族灭绝。

  已在苏州河以南居住和就业的欧洲犹太难民约4000人,在日本当局逼迫下,不得不匆忙地贱价变卖家产、店铺,在限期内搬迁到“隔离区”,其中包括在俄罗斯犹太人帮助下,安置得较好的近千名波兰犹太人。居住在虹口的犹太人增至1.7万人(包括原住虹口的俄罗斯犹太人),因救济款枯竭,加上百年未遇的严寒,“犹太难民躲在沿街破旧的小屋里,身上裹着用麻袋布缝制的上衣”“老人、妇女和小孩相互挤在小屋的一角瑟瑟发抖”“披着毛毯的乞丐满街都是”“刚临产的母亲含着眼泪送掉了婴儿”……“隔离区”的欧洲犹太难民,死亡人数呈上升趋势,与原先相比,高达2至3倍。

  努力工作变卖度日

  一篇刊载于《国民新闻周刊》的小文章,更有助于让今人形象地了解虹口隔离区的真实景象。

  走过吴淞江上的大桥(外白渡桥),沿着虹口的街道走去,犹太难民在那里已组成了一个外人居留区域——酒吧间、工厂、商店、事务所、营造厂、理发师、教师、医师、牙医、律师,在三条大街上互相拥挤着的不下五百余种行业。他们已有他们自己的戏院,教堂,两家日报,主持各种演讲,灌输一切精神食粮。

  他们都有佝偻的肩膀,宽大的步子,长睫毛中射着企图猎取什么的目光,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虽然不住在收容所内,但是也靠着收容所捐助的“白饭”(半块面包、一份菜汤)过活。

  当时虹口一共有三处较大的难民收容所——汇山路、华德路、平凉路。每处都住着300至1000个难民。每个难民收容所,还要维持所内和所外的难民每日一顿“白饭”。平凉路的设备较好,因为有专供新婚夫妇住的小房间。在这种“鸽子棚”里,只有两张床和一只小桌子的位置,但布置相当整洁,四壁的三夹板上还挂着图画和文字。生活在隔离区,如能找到工作,那么生存问题基本能够解决,否则靠收容所的“白饭”,那就祈求上天保佑无病无灾了。因此许多没有求生技能的难民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变卖家当。

  《西风周刊》的一篇文章指出,犹太难民把他们从德国带来的东西卖掉,去换取面包。所以,在他们初次到上海时,老百姓可以用少数的代价,买到很好的东西,像衣料、桌布、领带等家常日用品。但渐渐地,他们带来的东西也卖完了,于是他们就买进一些中国货,或来路不明的货物来冒充了。作者还以自身经历举例:一位犹太人,手里拿着两只皮包上门兜售。打开了皮包后,他把许多的毛织品料子拿出来,说着犹太音的德国话。谈到价钱时,他先用手指,后来弄不清时,便用铅笔在他的日记本上写出来,结果费了许多纸上数字的争执,作者最终用三十块钱买了三码多一点的呢绒。不到一星期的工夫,他又来了三次,一次的货物不如一次,后来就始终交易不成。

  难民生涯不忘办报

  逃离欧洲,流亡上海,惊魂未定的犹太人稍事安顿后,开始将目光越过了三餐一宿的最低生活要求。由于犹太人中的大多数只懂得德语,而上海方面又向来没有德文的新闻报纸和杂志,这使他们在外界讯息的获知,精神世界的滋润等非物资需求上大感不便。不过,这对于向以重视教育闻名世界的犹太人来说,是件很容易解决的小事。刚刚在异乡立足后,衣食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的犹太人开始在上海办起了自己的报章杂志。

  1938年,德国籍犹太人阿道尔夫·约瑟夫·施托菲尔以难民身份逃亡上海,这位弗洛伊德的弟子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将在东方成为犹太人的媒体大亨。1938年7月,施托菲尔创办了《黄报》,一份半月刊新闻杂志,每期印两千份,是一份专门办给犹太人看的读物。1939年11月,《黄报》改为报纸,经过几轮升级,最终成为日报,直至1940年8月停刊。创刊伊始,《黄报》就摘译了茅盾的《子夜》,刊登了埃德加·斯诺的文章,何凤山也常常在《黄报》上刊登文章。

  《上海犹太早报》是上海历时最久的德文犹太人报纸,它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各种中国和世界上发生的新闻,以及那些主要居住在上海虹口地区的犹太难民中发生的新闻。

  再早些时候,《以色列信使报》曾经记下了一个重要的史实。在1933年6月2日报道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林语堂等面见德国驻沪领事,对纳粹在德国的暴行表示强烈抗议。

  身处战乱人文情怀

  翻阅这些德文报纸,除了重温历史之外,透过其编辑、刊发文章的取向,也能让人更清晰地审视犹太民族的人文情怀,乃至民族精神。

  1944年3月15日上午,华德路343弄9号失火,火灾造成24名外籍人士不同程度受灾。次日,在犹太社区的号召下,募集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大笔善款。

  据《上海犹太早报》刊登的信息,捐款的名单中既有像“玛丽安”糖果店(捐1000元)、“安娜贝拉”时装店(捐500元)、“公平路/昆明路二手货店”(捐666元)这样的外籍和中国商人开的商铺;也有像Dr. E. L. I. Singer先生(捐300)、L. M. Dombrowsky先生(捐500)这样的个人捐献;还不乏中欧新教徒协会(捐1000元)、格雷格商学院学生(捐120元)和犹太早报员工(捐120元)这样的团体和组织的集体捐款……共有131笔来自公司和个人的捐款,金额从10元至10000元不等,总计44501元,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Hermann Grabmann先生虽然只捐了10元,但很可能这是他当时口袋里所有的钱。在灾难来临时,为何在自身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犹太人还能够站出来义无反顾地帮助别人呢?这是因为在犹太教义中对慈善有过明确阐述,提到行善是每个人的义务,甚至靠慈善养活自己的乞丐,其本人也必须救济那些不如自己的人。这是植入每个犹太人心灵的“典律”。所以,在看到同胞受灾受难后,犹太难民即刻相互协作,在现实生活中生动地诠释了“慈善”一词的含义。

  犹太民族重视教育,崇尚艺术的精神,有如刻在他们的骨子里一般。即使在最困苦的时候,这个民族依然不会忘记学习和教育,不会忘记去追求美,去赞美一切文化艺术形式。《黄报》1940年3月17日刊登了瑞典著名女作家塞尔玛格拉洛夫去世的消息。塞尔玛格拉洛夫曾于190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因《贝灵的故事》《耶路撒冷》《秋天》等为大众所熟知。塞尔玛格拉洛夫并非犹太人,但是瑞典第一位得到这一荣誉的作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位获得这一文学奖的女性。而这个消息在许多华文报纸上都没有刊登。

  漫画记录日寇蛮横

  古往今来,多少人物传记记载的绝大部分都是光辉事迹,像《佞臣传》这样专门揭短的,凤毛麟角。但生活在虹口隔离区的犹太难民并不打算放过曾给他们带来无尽恐怖经历的日本军官合屋。奥地利的原犹太难民库尔特·杜德纳(Kurt Duldner)和妻子安妮(Anne Foster Duldner)在2011年向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捐赠了他们珍藏近70年的《合屋漫画》。

  虹口隔离区实施保甲制度,进出要凭通行证。为了申请通行证以便得到“隔离区”外工作或求职,犹太难民要在茂海路70号日军设立的“上海无国籍避难民处理事务所”申请,那里掌管通行证发放大权的日本军官就是合屋。在这本以合屋名字命名的漫画中,读者能充分领略到他的刁蛮。

  若是你英语好,他会说:“你的英语那么好,应该去美国,我不发通行证,滚!”若是你英语不好,他会说:“你的英语这么烂,外面哪有活干,我不发通行证,滚!”英语好不好,都是一样结果,都不发通行证。“你是一个掘墓工,很好!我可以给你去全市的通行证!”话锋一转,又说“不过,你必须先给我你的客户名单。”人未出隔离区,哪来的客户名单。恶意戏弄犹太难民。合屋拉小提琴时让犹太音乐家弹钢琴伴奏。却会恶狠狠地说,“你合不上我的节拍,我就杀了你,你这脏猪!”真是凶恶得不可理喻!合屋给来办通行证的犹太难民三种选择: 我杀了你!我吊死你!我毙了你!三种选择都离不开一个死字。

  据犹太难民恰亚·斯莫尔(Chaya Small)女士回忆,她的父亲赛缪尔·瓦尔金(Samuel Walkin)是位拉比(犹太人中的一个阶层,老师和智者的象征),在沪期间,他成为了上海犹太难民社团的领袖之一,恰亚得了重病,父亲不得不带着她去求合屋发通行证。瓦尔金请求得到通行证以带女儿外出看病。合屋却让瓦尔金把脑袋横放在桌上,随即抽出军刀,一刀砍断了他的胡子。如此作弄一番后,才恩准发出通行证。合屋因为掌握了犹太难民出入,作威作福到如此地步,也难怪犹太难民要出版漫画书来让他的丑恶行径被永远铭记。战后,犹太难民合力收拾合屋,不可一世的恶魔此时只能阵阵哀嚎。

  (根据《犹太难民与上海》丛书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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