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制度变化

　　集体资产从“共同共有”到“按份共有”

　　现象：2014年底，闵行区30个公司制改革的村集体净资产由改制时19.66亿元增长到39.64亿元，翻了一番；有58个改革村实施了分红，分红总额达到4.19亿元，人均分红3875元；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由2007年的14.9%增加到2014年的17.3%；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7年的1.78:1缩小到2014年的1.47:1，成为上海市郊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一个区。

　　分析：农村产权改革，功效能有多大？闵行是一个缩影。

　　来自市农委的信息显示，至2014年底，全市已有784个村完成了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建立了779家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全市已有42个镇完成了镇级集体资产产权界定工作，其中松江区14个镇和闵行区虹桥镇进行了镇级集体产权制度改革。2014年完成改革的784个村中，有171个村进行了分红，年分红总额12亿元，惠及成员38.1万人，人均分配3153元。预计今年底，全市约有1500个村能完成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占应改革村85%左右；约有90个镇能完成镇级集体资产产权界定工作，占有集体资产总镇数的70%左右。

　　本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得到基层农民群众的普遍认可。“这项改革明晰了每个村民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的产权份额，集体资产由村民‘共同共有’变为村民‘按份共有’，产权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市农委主任孙雷说，改革明晰了产权，改变了集体资产看似“人人有份”、实际上“人人无份”的状态，真正做到“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农民开始享有分红，财产性收入稳定增加，初步建立起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治理“城中村”

　　解决问题最终要靠提升农村经济总量

　　现象：根据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一项调查，近年已城市化地区的“城中村”，平均每户农民宅基地动迁成本在三五百万不等；加之镇域内可供“招拍挂”的土地资源基本使用完毕，镇级财力增长有限。对不少村镇而言，大量的资金缺口是“城中村”整体改造的主要瓶颈。

　　分析：从根本上解决“城中村”问题，要靠农村经济总量的提升。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升农村经济总量，探索农村集体经济保值增值的新途径，又该靠什么？产权制度改革或许是条出路。

　　目前，本市初步形成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以物业租赁为主，镇一级对所属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拥有资金、资产的统筹也得到强化，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入股等形式参与经济开发。“本市还成功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引入合作单位，改造‘城中村’的模式，为集体经济组织留存一定比例的物业不动产经营面积，用于长远发展。”孙雷说，奉贤区在农村综合帮扶中探索了以“百村公司”为平台，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新模式。

　　防“小官巨贪”

　　探索新型监督机制遏制分配不公

　　现象：“三会四权”是本市在探索农村集体经济产权改革中推出的机制。改制村普遍建立了“三会四权”（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所有权、决策权、经营权、监督权）的制衡机制，农民成为集体经济的投资主体、决策主体和受益主体。与之密切相关的，是集体资产管理的信息化平台。纳入全市管理网络，实行实时查询和监管，集体资产管理制度因此发生根本变化。

　　分析：这些变化，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新型监督机制得以建立。原来由少数干部掌控，乃至随意支配集体资产、监督缺位的状况由此改变，“小官巨贪”也因此得以预防。“同时，这些改变也有效地遏制因资产处置不公、收益分配不平等问题引发的上访现象，较好地化解了党群矛盾、干群矛盾，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孙雷说。

　　目前，全市122个有集体资产的乡镇、街道都建立了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乡镇党委、政府领导下履行乡镇集体资产监督和管理职责，对乡镇集体经济组织重大项目投资、大额度资金使用、资产运作、分配方案、财务审计和重要人事安排等重大事项进行审核。

　　各区县正在探索建立农村不动产租赁监管机制。闵行区建立了农村集体不动产公共招租平台，防止低价出租。浦东新区也在准备建设区级层面的不动产公共招租平台。嘉定区对农村集体土地、物业出租进行监管，建立了专门的监管平台，对出租年限、租赁价格、租赁收入到期未收、未及时录入三资监管平台等情况进行监管。

　　本报记者  姚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