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本人把我按在一张电椅上

　　蒋礼晓父亲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开了一爿大生祥烟纸店，同时又在亚细亚火油公司做事。后来火油公司被日本人接收了，他父亲就不去公司做了。没多久，白刃社里出了叛徒，把蒋礼晓出卖了。那天清晨，他兄弟俩还在亭子间睡觉，日本宪兵突然来抓捕他，先是猛烈敲门。他父亲惊醒了，知道来抓儿子，立刻让他们兄弟俩跳到隔壁邻居的阳台上，然后邻居帮他拿掉眼镜，换了衣服，剃掉胡须，让兄弟俩从后门逃走了。但他的一个日记本，被日本宪兵搜去了，上面记着我们几个同学的名字和地址，我被写在第一个。日本宪兵抓不到他，就把他在日记本记下的和他有关系的人抓进去了。一共有72人，其中有老师，还有他在复旦的女同学卜永君，格致公学同学孙公侠、周炽康等。紧接着，我也被捕了。翻译问我：“你是知道的，你要说出来！”我说：“我不知道。”那个日本人听了，猛然站起来打了我一耳光，他的这只手像熊掌一样厚，打在我的左脸上，将我的头猛地撞到墙壁上。

　　当我的头刚撞回来，他又一巴掌打在我的右脸上，打得我眼冒金星，摔倒在地上。接着，日本人又拿起一根嵌了铁条的棍子打我的头，很痛。我只得用双手护住头，在地上打滚，而后，就躺在地上不动了。

　　日本人见实在问不出什么，就让翻译把我送回牢房。我倒在牢房地上，头上流着血，老校长就拿袖子给我擦。“德国间谍”跑过来，拿毛巾把我流血的地方按着。他说你不要动，我觉得“德国间谍”不错。这天，我回牢房时，复旦同学王树平看到了我，惊讶地叫我“汪波”。我回头看到他时，我的心猛地一紧，王树平也被抓进来了！他用眼神问我：“怎么你也关进来了？”我只能朝他无奈地笑笑。王树平关在2号牢房，4号牢房关着蒋礼晓的母亲。

　　就在我担心的时候，日本宪兵又把我押出去了。这次换了一个日本人来审问我。他刚把我按在一张电椅上坐下，就说蒋礼晓已经抓住了。你要告诉我们，他当时逃的时候，你是怎么帮他忙的？这个日本人一边问我，一边把我的手放在铁环里。我说我不知道。他就示意一下，我立刻就感到全身发麻，非常难受。我就大叫。我一叫，他就停下来了。我知道，这是在上电刑。可是，我还是咬牙说不知道。最后，他们也只得将我拖回牢房去。

　　当天晚上，日本人把蒋礼晓的母亲叫出牢房，外面在下雪，日本人逼迫她跪在天井的雪地里。一个日本兵把刺刀放在她头上，我们都看到她脸上和身上都是血。我当时就想，蒋礼晓既然抓到了，还来问我们干嘛？我回到牢房后，我还是吃不下东西。“德国间谍”让我吃他的面包。他还用英语悄悄地对我说：“我的名字叫罕斯，你一定要吃饭，你肯定还要上刑的。我们犹太人有个王，他有句名言叫‘一切都会过去的’，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无论你碰到什么困难，一定要挺下去。”

　　第二天，日本人又把我押出去了。我估计这次可能要上老虎凳了。心中的确有些害怕。一路上翻译假惺惺地对我说：“日本人问你什么？你一定要说，我会帮你忙的。”好像走了很长的路来到了刑讯房，进了大铁门，看到了老虎凳。真奇怪，真的看到的时候，我倒反而心定了，心想“横竖横”了。我就记得“德国间谍”说的“一切都会过去的”这句话。但是蒋礼晓究竟逃到哪去了呢？我估计是逃到他外婆家，在宁波。但我是万万不能说的。如果我说了，日本人真到宁波抓住了他。万一他供出我参加过新四军，那我的小命就完了！

　　日本宪兵把我双手反绑，摁在老虎凳上。还是第一次审讯我的那个曹长来审问我，他凶狠地说：“我再问你一遍，蒋礼晓到哪里去了？”我还是回答：“我不知道！”这时，我忽然想到我是与日本鬼子打过仗的，是经过战火考验的。我不怕他们。所以我显得很镇定。当然我也想到，上刑肯定是痛的。但我一定要镇定，在紧要关头，一定要咬牙挺住。

　　这时日本宪兵在我的膝盖上绑了绳子，绑得很紧，紧跟着拿了一块砖头，硬塞进我的脚后跟下，这下我的膝盖痛得像要断了一样。我忍不住叫了两声。那个曹长又问我：“蒋礼晓到哪里去了？你说出来，我就放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