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又称“契文”、“卜辞”、“贞卜文字”等，是商代后期契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用于占卜、纪事的文字，也是目前已知的我国最古老的文字，主要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自光绪二十五年（1899）被王懿荣偶尔发现，立刻在学术界引起震动，也深深吸引着罗振玉、王襄、董作宾、丁辅之等学者与书法家们的目光，凭借他们尝鲜的心态和丰富的学养，开始尝试以甲骨入书。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书写甲骨文已蔚然成风。同样在群星璀璨的民国印坛，也有少数几位敏锐的印人，摸索着取甲骨入印，其中拓荒的主将就是简经纶。

　　简经纶（1888—1950），字琴石，号琴斋，别署千石楼。广东番禺人，生于越南，抗战前寓居上海，后迁香港。书法得康有为指授，初从篆隶入手，复浸淫于秦诏、晋帖、魏碑等，又上溯甲骨文、金文、砖瓦及流沙坠简，临摹名迹迨遍。康氏评其篆隶“苍深朴茂，乃深入汉人之室。其篆三颂，雄奇古厚，自云新学，若然，则天才卓绝，尤所仅见。临《好大王碑》，亦复瘦硬通神，得褒斜、渑池之意。初临如此，成就何可量耶？”尝集甲骨文书为联句，浑然天成，辑成《甲骨集古诗联》出版，影响颇广。简经纶一度供职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又任政府侨务委员及上海侨务局长。公暇临池不辍，并与叶恭绰、易大厂、吴湖帆、张大千、王秋湄、邓散木、陆丹林等海上名家交往甚密。“八一三”淞沪抗战后避迁香港，设琴斋书舍，从学者甚众。亦善行草，工绘事，以篆笔作画，清新疏淡。

　　简经纶研习篆刻的经历，一如学书，博涉百家，取法极高。不论是战国古玺、秦汉官私印、封泥、肖形印及元押等风格，刻来皆游刃有余。甲骨文的出土，可谓天赐奇字，也是晚清篆刻大师赵之谦、黄士陵等都无缘得见的，对简经纶等同时代印人而言，面临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机敏博识的简经纶，艺高胆大，学古善变，他首先被这些象形简古、劲健挺秀的上古文字深深吸引，并在不断深入练习甲骨文书法基础上，开始施展其高妙的印化手段，以书入印，将这三千多年前奇诡高古的文字引入到篆刻中，呈现一派渺远旷达的神韵，为近代印坛开创了一个全新面貌。

　　甲骨文总量达十余万片，单字有四千余，但可辨识的仅一千七百多字，能真正实用的也不多，早在简经纶时代则更为稀少。印文选择余地的局限，造成篆刻创作内容的狭隘。尽管可采用先秦文字的通假方法，但必将会损伤甲骨文印的纯正性。睿智的简经纶，以其深厚的传统古玺印创作技法和在古文字等综合修养为基础，篆刻甲骨文印多摘取《老子》、《庄子》、《淮南子》等先秦典籍中名句，章法上则参考开阖错落的战国古玺。简氏朱文印取宽边细文，白文印加边框或界格，使原本外形不够规则，简逸、劲峭和略带欹侧的甲骨文融入到古玺章法的大框架中。用刀劲利挺锐，线条细峻生辣，既保留了龟甲契刻的刀痕意味，也使印章题材与艺术形式得以完美融合，大大拓展了篆刻艺术的表现形式，成为近代篆刻史上自我作古的典范。

　　国人有喜争第一的情结，像首创甲骨入印这一印坛重大事件上，历来就有简经纶和杨仲子间座次之争。大画家徐悲鸿曾称杨氏为“以占卜文字入印的第一人”。综观简、杨二位甲骨文印作，大多刻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但在数量上，简经纶不仅占有明显优势，在线条形态与质感上，更贴近甲骨文的原始面貌。而杨仲子除了在少量边款上能较好体现卜辞韵味外，余者远逊。

　　印人陈巨来尝告：“此怪人也，为我刻过多方印，只出现于他的印谱里，却从未给我一方。”亦印坛趣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