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南瑶

　　中华艺术宫联合中国美术馆、北京画院隆重推出的“现实的光芒——中国画现代人物画研究展”集280余件20世纪以来的中国人物画代表作，自7月26日开展以来，因其体量与质量的庞大与高乘，引起了圈内外广泛关注。

　　让中国画具有“冲击力”

　　曾在汉唐主宰画坛，人物画作为中国传统水墨画的一类画科，到了元代则渐趋衰落。宋元文人画追求一种透明、简练、灵动的诗情，成就了山水与花鸟画的高峰；从今天看来，当年人物画因与现实日趋疏离，陈陈相因而没落或许在一定历史阶段，也是一种必然。

　　蒋兆和的《与阿Q像》作于1938年，以没骨法用笔为基础，又融汇了西画造型之长和山水画的皴擦点染技法。从这幅画，我们可以了解到蒋兆和与其师友徐悲鸿，如何在那个救亡图存的年代，革新中国画理念，将中国人物画引向了现实主义创作方向。后来，理论界把由徐悲鸿、蒋兆和先生共同倡导的写实水墨人物画的教学思想和创作方法概括为“徐蒋体系”，在传统人物画的基础上，加上写实油画的造型和色彩等技法，这成了现代人物画的起点。

　　“徐蒋体系”的长处是将西方科学的造型方法引入了中国画的教育体系，强调素描功夫，但也一直受到“削弱了中国画写意性”的诟病。

　　1963年，一本定价1角6分，名为《怎样画水墨人物画》的小册子为新水墨人物写生技法提供了可参考的经验，大受欢迎。1973 年又再版，共出版几十万册，“我们都是从这本书得到启蒙的，它影响了整整两代画家。”施大畏表示。而其作者就是继徐悲鸿、蒋兆和之后，在人物画写实风格创作线索中另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方增先。

　　1964年，方增先创作了《说红书》，将西方结构素描法和中国写意花鸟画传统融为一体，被评价为“新人物画中最突出代表作品”。

　　“文人画从来没有给人一种强烈刺激的印象，像西方画所谓的‘冲击力’，中国画是追求优美的。我便思考，水墨画能否达到有冲击力的壮美？”方增先在一次访谈中曾经如此回忆自己的艺术思考，而他要解决的正是“徐蒋体系”所顾不周之处。

　　展览现场，由中华艺术宫收藏的《绒帽老人》作于2005年，全身包裹着厚军大衣，头戴绒帽的老人正颔首凝思。画家用积墨法将干笔、湿笔交叉组合，浑厚度上一点不逊色于油画，但又充满了中国传统写意所独有的“畅神”。在这件作品中，方增先先生将书写性笔墨和意象性造型良好地结合了起来，将严谨的造型融于自由的笔墨呈现中，被认为是写实水墨人物画中成功处理造型和笔墨关系的成功例证。

　　传统题材的现代演绎

　　20世纪50年代中期崛起的写实水墨人物画在表现现实方面占据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手伸向西方，一手伸向传统。方增先所开创的新人物画风，迅速风靡了大江南北，影响了刘文西、周思聪、卢沉等一大批画坛健将。也正是后来出任了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的方增先先生与程十发院长一起继承中国画院的传统，创造了南北交融的新格局。”施大畏道。

　　周思聪和卢沉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均创作了优秀的写实水墨人物画作品，80年代以后，他们受到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影响，《矿工图》组画标志着他们由写实向表现性水墨的成功转型。周思聪最早构思《矿工图》组画是在1966年，然而真正开始实施这项创作计划是在“文革”结束之后。1980年春天，周思聪、卢沉夫妇结伴来到吉林辽源泰信煤矿采风，这是日本侵华战争伪满洲国时期集中苦力最多的矿山之一，死难了数以万计的同胞。他们拜访老矿工，下矿井画速写，体会矿工生活的艰苦环境，共同完成了《同胞、汉奸和狗——矿工图之五》。随后由于卢沉生病，周思聪独立完成了《遗孤》、《王道乐土》、《人间地狱》。出现在这次大展上的《人间地狱-矿工图之三》借鉴了西方表现主义的手法，形象粗硬扭曲，墨色焦黑干涩，构图方正满密，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力和震撼力。此画亦成为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最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表现性水墨人物画经典之作。

　　无独有偶，施大畏、施晓颉在2014年创作的《洗礼——记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同样使用了表现主义的手法，赋予了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深刻的人文内涵和新颖的画意：虽取材于特定的历史事件，但又超越具体的历史，高度概括而富象征意味。这幅画同时也传递了一个信息，当代中国画人物画家们对传统意象造型法则的重新解读以及对西方现代艺术的自由借鉴，正使得写意性水墨人物画呈现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独特面貌。

　　传承之道在于写意精神

　　好的造型应该是有想象力、概括力的艺术形象。要强调它，变化它，甚至还要变成另外一个东西才能出来，艺术的想象是不可少的。方增先先生曾经如此说过。

　　到今日，中国画现代人物画在语言上的自觉，体现在表现性水墨人物画和写意性水墨人物画的振兴。从不似到似，又重回不似，体现的是不同时代人对艺术价值的不同判断。“这也是我们为何将展览的名字定为‘现实光芒’的原因。”施大畏表示。

　　这二三十年来，现代人物画从情节性的人物形象描绘转向对于象征性、寓意性人物形象的发掘；画家们自觉地在强化语言的过程中，探索笔墨与造型的关系，并形成自己的笔墨个性，田黎明、刘庆和、张培成等艺术家都是代表。

　　“我相信现代人、现代题材，尤其是现实题材和写实为基础的题材，必然会出现新的水墨结构的运用。”施大畏表示，“当代画家的命题就是要表现现代社会给人带来的推动与压力，人性的桎梏与释放，人对生命的敬畏与祝福。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再来重新关照中国绘画的精神，可能就更有根据了。”

　　中国画历史悠久，在表现手法方面不拘泥于物体形表，强调神似，强调主观意识，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写意”。同中国古哲学思想“大道至简”的理论相符合，也许“写意”正是中国绘画的精神，它不等同于“写意画”，并不与造型有悖，凸显的是主体的人性精神。“对于现代人物画而言，徐悲鸿等大师解决了技法问题，古今中外都为我所用；而自方增先先生而下，重归对于形而上的关注，并令南北画派形成了共融。方增先先生曾亲口对我说，‘上海在中国画现代史上，起到了启蒙作用’。也正是这段历史的推演，让现代人物画呈现出耐人寻味的时代光辉与意趣来。”施大畏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