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敬仰中国文化

　　在所有的哲学家中，司徒雷登最钟情于孟子和王阳明。他觉得孟子的思想有先进的社会意义，而王阳明既是一个朝廷命官，同时又是一个教育者和思想家，十分难得。墨子宣扬的兼爱离基督教的教义不远，而墨子提倡的俭朴节约也是司徒雷登十分认可的。至于荀子认为人性并非生来就是善良的，而是需要对它进行良好的教育和管理，司徒雷登也认为是合理而符合逻辑的。

　　当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时，司徒雷登虽然关注，但他坦白地说，在经典的文言文和简单容易的白话文之间，他更喜欢文言文，因为“它是美妙、简洁、优雅、并富于表现的文学体裁，精于表现微妙精细的思想，在暗示意念上有说不出来的力量，它本身就是最高形式的文学艺术的工具”。

　　除了语言，司徒雷登还为中国的文化艺术着迷。他曾由衷地认为，“对美的欣赏流淌在这个民族的血液里，渗透在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他沉醉于中国的绘画，特别是山水和花鸟；他喜欢中国的青铜器，虽然由于经济所限而没有收藏；他也欣赏中国瓷器内在的美，拥有很多朋友赠送的珍品，甚至，在一次慈善演出中，因为听了梅兰芳一小段京剧，立刻就被梅兰芳细腻优美的动作吸引，以至于迷上京剧，并与梅兰芳成为朋友。

　　司徒雷登对中国文化的敬仰，也造就了他的个性，使他更能容忍，更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信仰忠诚、公正和道德秩序。司徒雷登出生于一个传教士世家。虽然司徒家族的祖先曾是苏格兰的名门望族，先人中也不乏身份显赫的社会名人，但家族后裔在选择职业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传教士一职。司徒家族的第一个传教士是司徒雷登的曾祖父罗伯特·司徒，1789年17岁的罗伯特·司徒就离开了家，从弗吉尼亚来到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当传教士；司徒雷登的祖父戴维·托德·司徒刚成年就在肯塔基州的谢尔比当传教士；司徒雷登的父亲约翰·林顿·司徒作为美国南长老会派驻中国的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46年，而司徒雷登的母亲玛丽·露易斯·霍顿刚度完蜜月，就随同丈夫一起来中国传教。司徒雷登28岁在美国结婚，也是蜜月刚过就步父母后尘，携新婚妻子加入传教士队伍来到中国。司徒雷登的大弟戴维·托德和二弟沃伦·霍顿在美国大学毕业后，都先后来到中国传教。受家庭影响，司徒雷登的独生子约翰·司徒大学毕业后也进了神学院，并像他的父辈那样，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宗教，先后在弗吉尼亚州和密西西比州当牧师。就连司徒雷登的三个妻妹也都先后当了传教士，两个在中国，一个去了非洲。从罗伯特·司徒开始，司徒家族五代人中，共有13位长老会的传教士。

　　司徒家族在教育方面的付出也令人钦佩。在司徒雷登之前，司徒家族已独立或参与创办过5所学校，出了5位大学校长、学院院长和女子学校校长。曾祖父曾在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城参与创建法兰斯斐尼亚学院并任院长；司徒雷登的祖父是肯塔基州谢尔比维尔城一所以司徒家族的姓氏命名的女子学院的创始人，并出任第一任院长；司徒雷登的外祖父古斯塔夫斯·霍顿曾出任莫尔比市市长，也是该市教育制度的倡导人；司徒雷登的母亲在其父的影响下曾在亚拉巴马州创办过一所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女子学校，并在随夫赴中国传教后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并担任了多年的校长职务。司徒雷登的父亲也在中国传教时创办过一所男校。在浙江之江大学，司徒雷登的二弟也担任过校长。有如此深厚的教育背景，难怪在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学院打算联合办学时，有关部门会将新校长的最佳人选锁定在司徒雷登身上。

　　1919年元月，司徒雷登从温暖的南方来到北京，第一次领略到北方冬天凛冽的寒风，但是让他更觉得冷的，是联合办校的难处。汇文大学隶属卫理公会，华北协和学院隶属长老会和公理会，两所学校都有合并的意愿，却因为校名的关系争执不下拖了很长时间。代表“汇文”一方的人说，不管两校合并后英文名字叫什么，中文名称必须叫“汇文”，否则坚决不承认。而另一方则表态，只要不叫“汇文”，什么名字都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