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狱中生活

　　尽管日子难过，但傅泾波最担心的还是司徒雷登，让人庆幸的是，不久，跟司徒雷登之间就有了联络。霍顿院长原先有个佣人，叫沈世淇，自打霍顿院长被禁，他便始终相伴相随，为霍顿和司徒雷登等人烧饭。他被允许每两周回家住一夜，知道司徒雷登和傅泾波的关系，也知道两人必定相互牵挂，所以经常趁晚间悄悄来见傅泾波，告诉一些司徒雷登在牢里的状况。原来，司徒雷登在狱中的日子并不好过。食物难以下咽还在其次，最难熬的是精神上的折磨，一次次看到了希望，又一次次破灭。最开始从地下途径得知，他们会被邮轮“格丽斯泊斯赫姆号”接送回国，可是船开来又走了，并没有让他们上船。不久又得知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一些朋友一直在全力为他们奔波，国务院也已经把他们列在名单的首位，以此作为和日方交换侨民的条件，据说最后与东京也达成了协议，但不知什么缘故，日本军方拒不遵守。

　　北京的冬天是寒冷的，但屋子里没有暖气，司徒雷登他们在冰冷的过道里吃饭，刚在桌子前坐下，杯子里面的水就已经结了冰。他们把很多衣服都穿在身上，外面再罩上大棉袍抵御严寒，等天热了再一层层地脱。到了夏天，拥挤的住处又异常闷热，他们只能抛弃绅士的习惯，几乎赤身裸体地熬过酷暑。为了度过寂寞的囹圄时光，司徒雷登教鲍文学习中文，每天两人都在狭窄的院子里打羽毛球，或做点其他的活动。

　　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则是了解战争的消息。日本人允许他们阅读一份日本有效控制下的内容极其贫乏的当地英文日报，以及英文版的《大阪每日新闻》，他们每天从那些零碎的新闻中找到有用的消息，再仔细对照地图册，分析研究战争的状况。有一段时间，傅泾波从那台收音机里听到了第一手新闻后，会通过沈世淇告诉司徒雷登，但司徒雷登知道这对傅泾波是极其危险的，所以很快便中止了这样的传递，以后，只是让沈世淇告诉些彼此生活上的信息。

　　日本人不光占领了中国的国土，还觊觎中国的文物。也不知他们从哪得知，有一个“北京猿人”的头骨被保存在协和医学院，日本科学家大概觉得，这个史前瑰宝也应该属于他们，于是把霍顿和鲍文拉走审讯，逼着他们说出“北京猿人”的下落。两位自然是说不出的，几天后鲍文被宪兵队带走，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们把鲍文身上所有能自杀的东西都拿走，逼着他从一个小洞爬进一个狭小的笼子，整天只能蜷缩着，一旦鲍文企图伸展一下四肢，看守立刻就会过来打他。5天后鲍文被放出来时，身体已极其虚弱，而且成了惊弓之鸟，听到一点声音就会浑身发抖。

　　面对如此残酷的环境，司徒雷登却把这当成了一次很好的体验。他在狱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们被命运的风暴高高抛起，又狠狠地摔进一个无底的漩涡之中，虽然同无数其他的人相比我们要幸运得多，但仍然无法预计何时才能重见天日。是宗教给了我安危之感，使我更加理解那些身处水深火热中的人们。就像我经常在公开和私下场合对别人说的一样，关键不在于发生了什么事，而在于如何去主动应付，如果这个道理是真的，那我现在终于有机会在自己身上实践一下了。从这个角度看，我几乎可以欢迎这种囚禁的体验，时刻做好准备，不要错过这种生活给我带来的启迪。”

　　在与世隔绝的几年间，司徒雷登并没有虚度，他完成了好几本学术著作：《孔子相互依存论》《中文四言成语诠释》，还撰写了一部分回忆录。《中文四言成语诠释》是一本了不起的辞书，这是因为司徒雷登在被日本宪兵队关押期间，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籍的条件下，完全凭着个人的记忆，将以往多年来积累掌握的中文成语，解释并翻译成英文的，体现了他非常深厚的中西文学修养。他们每天晚上玩的字谜游戏也在他们出狱后成了新闻，《时代周刊》报道他们狱中经历的标题就是“一千五百个晚间的字谜游戏”。

　　傅家人对司徒雷登的狱中生活自然是极其关切的，刘倬汉知道司徒雷登爱吃中餐，曾提议是否做点好吃的中餐让沈世淇给悄悄送去，可是被傅泾波断然拒绝了，他再三关照，对司徒雷登，只能捎问候，不能捎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