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7年新春伊始，著名翻译家、老舍研究者赵武平先生由英文译本“回译”的《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下在本报率先刊登，不仅让我们知道了小说人物的最终结局，也再度有幸欣赏到老舍作品精湛的艺术性。小说中所表现的中华民族的尊严之美、中国传统的伦理之美，今天读来意义深远。这是一份宝贵的文学遗产。本版从赵武平先生近二万字的文章：《〈四世同堂〉英译全稿的发现和〈饥荒〉的回译》中，选摘5000字以飨读者。本版标题为编辑所加。

　　发现

　　两年前的夏天，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在武汉出简体字版的时候，我刚好也在哈佛大学，找出他写给老舍译者浦爱德的一通信札。从抬头能够看出，此信的转交者，是位于纽约第三大道七五〇号的哈考特－布瑞斯公司，也就是《四世同堂》的美国出版社。

　　这是一封从未发表过的信，确切地说，是一封文学求援信。信以英语写成，打印在纽约州立大学教育学院信笺上，落款日期为一九六〇年八月四日，距《四世同堂》在美面世已有九年。他当时已至波茨坦的纽约州立大学英语系执教，还在为次年三月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做扫尾工作。在此信札之中，夏氏对“亲爱的浦小姐（Miss Pruitt）”谨慎而又诚恳地说：

　　带着浓厚的兴趣，读过The Yellow Storm以后，我才得以明白，此书是老舍（舒庆春）自一九四六年起在上海出版的，由三部分构成的《四世同堂》之删节版。

　　我的论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今冬将在耶鲁大学出版。我看过这部小说分别以《惶惑》和《偷生》为名的第一和第二部，但没有见过第三部《饥荒》，似乎所有美国大学图书馆也均无此书。因此，我想求助于您。我相信，您是《四世》的译者，手上应有一部《饥荒》，而且译书时候会经常用到。我故而冒昧请教，不知可否赐告您所用此版《饥荒》出版者名字，以及出书时间和地点？如蒙惠示，我会感谢不尽，因为这个信息，将使拙著之参考书目更臻完善。我看过该作品一九五〇至五一年，在上海《小说月刊》的连载，但全部内容仅限于此。

　　此外，我还想知道，能否劳驾您，把自己的《饥荒》，借我使用一周左右？身为现代中国小说史研究者，无以通读原著，只能仰仗您的Yellow Storm，来了解《四世》后续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发展，我深感愧疚。您的善意，我将铭感不忘。

　　夏札附于浦爱德档案之中，现存施莱辛格图书馆。就档案本身来看，不能确定浦氏曾经有过回复。但据夏氏之后老舍评论，不难推断完整的《饥荒》，最终还是与他无缘。

　　《饥荒》的后半部，最终未能发表。在致《四世同堂》日译者铃木择郎和桑岛信一的信（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五日）中，老舍说：“需要对《四世同堂》全部加以修改，因此第三部不宜发表。何时能着手修改还不知道。现在工作繁忙，无闲暇顾及。这实在对不起各位，但也无奈。”及至文革，老舍被抄家后，《饥荒》手稿散佚。此后，再也无人能说清，此书原貌到底如何。

　　幸运的是，时隔六十五年，这个令人困惑的疑问，终于在哈佛大学有了解答的可能，——那就是浦爱德档案中的《四世同堂》英译文稿，包括了完整的《饥荒》译稿。

　　译者

　　四年半前的早春，南京的一个赛珍珠纪念会，引我注意到“红色留学生”谢和赓王莹夫妇，和赛珍珠与乔志高等人，在一九四五年前后，曾安排老舍和赵清阁合作之《桃李春风》在美国翻译和演出。这让我想起，多年前在天津看到《老舍书信集》说，老舍在美国的档案，因代理人戴维·劳埃德后人捐赠，藏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受体例限制，老舍信札以外，其他关联信件，一概失收。由此，我萌生了用老舍英文档案，续编《老舍美国往来书信集》之念。

　　二〇一三年五月，我会同友人王海龙先生重返哥大，到几年前读书的新闻学院近旁的巴特勒图书馆古籍善本部，在劳埃德所藏老舍档案中，看到老舍同赛珍珠和浦爱德，围绕《骆驼祥子》，《离婚》和《四世同堂》翻译所留下的许多信件。但是，与《四世同堂》有关的内容并不齐全，更多的资料保存在哈佛的浦爱德档案中。从施莱辛格图书馆官方网站展示的馆藏目录看，浦爱德档案不仅有老舍其他未刊信函，而且还包括浦译《四世同堂》全稿。

　　爱达·普鲁伊特（浦爱德是她自己起的中文名，爱达·普鲁伊特是她的英文名）是作家，教育家，社会工作者，和基金募集者。一八八八年十二月二日在山东省黄县出生，是美国传教士西塞罗·华盛顿和安娜·（西沃德）普鲁伊特夫妇的长女。有四弟一妹，早年就读于曲阜教会学校。一九〇六年回美国，先后在佐治亚州和纽约读书，一九一〇年在哥大教师学院获得学位，后至曲阜女子学校（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八）执教。一九一八年先后到波士顿和费城，接受社会工作教育，后应北京协和医学院聘请，担任社会工作部主任，至一九三八年。抗战时期，她协助路易·艾黎，创办中国工业合作社（“工合”）。为了募集抗战援助（据斯诺说，她也同地下工作者有来往，曾和他冒险掩护在北平养病的邓颖超出城），她一九三九到纽约任“工合”国际委员会执行秘书，至一九五一年。她是执着的中国观察者，和中国历史、社会和古人类学研究者，也是高产写作者和翻译家，创作了不少关于中国的文章，短篇小说，和著述，包括两部个人自传《在中国的童年》（一九七八）、《在老北平的岁月》（一九三八），和两部人物传记《汉家女儿：一个中国劳动妇女的自传》（一九四五）和《殷老太太：北平生活回忆》（一九七九）。她还翻译了《四世同堂》（一九五一），吴永记录慈禧太后出逃佚事之《庚子西狩丛谈》（一九三六），和王莹自传体小说《宝姑》。她热心推动中美民间友谊，于一九五九和一九七二年，两次突破禁令访问中国。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在费城辞世，享年九十六岁。

　　人名

　　档案中有老舍两份手稿。一是老舍手写人名列表，另一是老舍对传统中国起名方法的介绍文字，详尽解释了“奶名”、“学名”和“表字”等名称的渊源。此外，还有一份注有手写汉字对应，附加批改笔迹（无法判断出自谁的手笔）的打印件“植物名词术语”。从这些附属材料中，能发现老舍最初将小顺儿自译为“Little Prosperous”。这大概是顾及到“顺”与“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联系，所以他有“Prosperous”(富裕，繁荣)之词的选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浦译之中，却改为“Little Precious”（小宝儿）。

　　与之近似，“大赤包”在那页“植物名词术语”上，排在第二位：

　　Ta Chih Pao 赤包 A small melon growing on a vine, turns red and has black seeds.

　　或许是议定译名时候，觉得对于不熟悉中国产物的美国读者，“赤包”（“一种结在藤蔓上的小瓜，成熟后变红，有黑籽”）的直译实在太难理解，因此老舍建议改作“大红南瓜”（他自列的人名表上，“大赤包”译作“Big Red Pumpkin”）。到了浦译稿，“大红南瓜”却又变成了“大红椒”。同样，“桐芳”（老舍自译“Tung Flower”）也意外化作“桃花”。

　　谈到译名，浦氏曾在一封信里说，把瑞全（Rey Chuan）改作瑞堂(Rey Tang)，是为了避免理解混淆，是老舍和她共同决定的。她还说：“但我们这么做，也许是错的。你觉得哪一个不太令人糊涂？”（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九日致戈斯林信）

　　他们显然对这个改动感觉并不踏实，但又担心如果照直翻译，瑞全（Rey Chuan）和瑞宣（Rey Shuan）这两个近似的名字，会让读者感到莫名其妙，——需要提一句，在老舍最初的自拟人名表上，瑞宣和瑞全的名字，分别拼作Jui Hsian和Jui Chuan。

　　回译，“不完全是翻译”，因为它“就是例如原来中文，给人译成英文，现在要把英文还原”（思果《翻译研究》）。它是一个曲折而繁难的“翻译还原”，或者说，是一个“文本复原”的尝试，是要用从英文译回的中文稿作基础，辅以相应的修正，恢复原著的本来面貌。所以，想尽方法缩小，甚至消除两者间的距离，在求“神似”的同时，也求“形似”，成为还原的理想。而实现这个理想，无非自设悬鹄，用“出于一种学究的或儿气的志愿”，细致体会《四世同堂》的语言风格，也参考作者其他早期作品，整理出老舍的字汇和词汇表，拿它作为用字选字的典范，同时以老舍的语言运用“条规”为原则，对译文的字词和句子作相应调换。

　　用词

　　语境决定称呼，还原不可大而化之，因为在老舍心目中，称呼不是小事：

　　“我们应当与小说中的人物十分熟识，要说什么必与时机相合，怎样说必与人格相合。顶聪明的句子用在不适当的时节，或出于不相合的人物口中，便是作者自己说话。顶普通的句子用在合适的地方，便足以显露出人格来。什么人说什么话，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是最应注意的。” （老舍著《言语与风格》）

　　地名及其关联词汇的还原，同样不能马虎。举一个例子。“朝鲜”和“高丽”，在书中似乎并无区分，——“他们多少听说过日本人怎样灭了朝鲜，怎样夺去台湾，和怎样虐待奴使高丽与台湾人。现在，那虐待奴使高丽与台湾的人到了他们的面前”（《偷生》第七章），英译也一律通作Korea。但《饥荒》第二十六章里的“the ronins from Korea”，似又不可译为“朝鲜浪人”，而只能译作“高丽棒子”。这是因为在老舍的词汇里，“浪人”一词并不存在，而“高丽棒子”却见于前文：“好家伙，高丽棒子不是干过吗——在背静地方把拉车的一刀扎死，把车拉走！我不能不留这点神！高丽棒子，我晓得，都是日本人教出来的。”（《惶惑》第二十六章）

　　“借词”的方法，即从作者其他的作品，借取“现成”之词，来补本书“不现成”之需，在回译中会经常用到。如《饥荒》第二十五章，写到白巡长感觉大事不妙，说“他很有可能因此给撤了差，一旦给撤差了，他自己就极有可能给饿死”，句中的“撤了差”和“撤差了”，即从《骆驼祥子》中借来：“被撤差的巡警或校役，把本钱吃光的小贩，或是失业的工匠，到了卖无可卖，当无可当的时候，咬着牙，含着泪，上了这条死亡之路。”

　　说到字词的替换，有必要提一下语言的时代变化。一九五五年汉语规范化运动之后，老舍习用的词汇，不少遇到了新的情况：

　　（一）为他词替代，如 “自傲”（“自豪”），“恨恶”（“憎恨”），和“助援”（“援助”）；

　　（二）与他词并用，却比较少见，如“菜蔬”，“苦痛”，和“带孝”；

　　（三）仍还通用，但部分意思已不复存在，比如“火炮”失去“爆竹”和“鞭炮”之意；与传宗接代相关的“香烟”，为“香火”取代。

　　也就是说，还原中不当心选错词，即会导致语言的“时代错乱”。这是一个不好回避的麻缠问题。在成语，方言，俗谚，乃至虚字和标点的运用上，他有自己的讲究，所以写下的句式，也会与他人有别。比如，关于成语和俗话，他说：

　　书本上的成语在适当的地方也可以用，但不能完全仗着它们美化语言。在叙述中，“适可而止”这句成语是可以用的，不必改用北京的俗语“该得就得”。可是，在写两个北京劳动人民讲话的时候，也许用“该得就得”更合适一些。何去何取，决定于生活。把“适可而止”放在一位教授嘴里，把“该得就得”放在一位三轮车工人的口中，也许是各得其所。这一雅一俗的两句成语并无什么高低之分，全看用在哪里。（老舍著《语言与生活》）

　　所以，通观本书不难注意，有些常见成语，如“含辛茹苦”，“千方百计”，“面面相觑”，和“咬牙切齿”等，不会现于他的笔端；他用到的一些成语，也和通常所见有别，如“羞恼成怒”，“愁眉苦眼”（或“愁眉皱眼”）和“挨家按户”。

　　至于方言俗语，他的运用，似乎也非如一般所想，是“有闻必录”的，比如他不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将这个俗语加以改造，说成“睁一眼闭一眼”（《惶惑》第三十一章有“儿子们自有儿子们的思想与办法，老人们最好是睁一眼闭一眼的别太认真了”句）。

　　一般来说，虚字的使用，似可稍微随便。老舍不然，他主张“……少用‘然而’、‘所以’、‘但是’，不要老用这些字转来转去”（《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在本书的虚字里面，“假若”，“假使”，和“可是”最多，“如果”和“然而”几乎不见，也没有“但却”的用法，——他说过：“我不敢说像‘但却’之类的词汇是记者们发明的，可是不少记者的确爱用它，而许多中学生也跟着这么用。我希望《文汇报》的记者不再‘但’而且‘却’！”（《贺<文汇报>复刊》）。

　　他的语言运用，显然有一些界限，是不可逾越的。

　　同样，老舍用到语气词，尤其在对话当中，也不马虎。他说过，“语言要准确、生动、鲜明，即使像‘的’、‘了’、‘吗’、‘呢’，这些词的运用也不能忽视。”（老舍著《语言，人物，戏剧》）而在本书当中，为表示惊叹，感慨，或者疑问，用得很多的“呕”和“什吗”，几可视为老舍文风标志之一，但它们似乎已从现今人们的书面语里消失了，——还原的时候，要想法找回来，还得用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