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节，享用了一番浓油赤酱、山珍海味后，想念起撒着葱花、清汤宽水、线条流畅的阳春面，细细想来，大概有三十来年没品尝了。

　　那时，阳春面与沪上早餐“四大金刚”大饼、油条、豆浆、粢饭，都是很接地气的大众饮食。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一副大饼油条（2个大饼一根油条）2两半粮票一角钱，一碗阳春面2两粮票8分钱。上海人把面上添加菜肴的称作浇头面，比如大排面、焖肉面、素交面，把不加浇头的光面雅称为阳春面。由此让人产生许多美丽遐想：一说是早年一碗光面十文钱，谚语有“十月小阳春”，“十”可作“阳春”的代词，于是堂倌就把十文钱的光面喊作阳春面；又有说是由古乐曲《阳春白雪》而来，阳春后面是白雪，白雪也是雪白，雪白就是“光”，做生意忌讳“光”字，就以“阳春”来替代；还有说阳春面清爽雅观，与《阳春白雪》“曲高和寡”那种清高的境界很般配……然而，在那物质贫乏、囊中羞涩的年代，吃阳春面没有这么些雅趣，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阳春面清水光汤，但要做好并不容易。首先是面条，粗细、软硬不同，口感亦不同；其次是水，锅要大，水要多而清；关键是下面条的时间和火候掌握要恰到好处。因为没有浇头，所以对汤底要求非常高，店家会用骨头熬出来的高汤作为汤底。面汤还有白汤、红汤之分，据说正宗上海阳春面是白汤，红汤阳春面是从苏帮面传承过来。一碗汤清面韧、上口滑爽的阳春面，当年也能让食客食欲大开、齿颊留香。

　　那个年代，一些很有名气的菜馆面店，对价格低廉的阳春面的制作和食客的招待，也是颇为费心的。徐家汇华山路上的“四时兴”、普陀区西康路上的“四如春”，都以精心制作阳春面而闻名。南京西路大光明电影院隔壁的北号“五味斋”（后改为人民饭店），每天要供应上千碗阳春面。全国有名的三号服务员桑钟焙的事迹，是周柏春、姚慕双等主演的滑稽戏《满园春色》中的素材。桑钟焙对每位来店吃阳春面的食客，送上热手巾和茶，做到来时笑脸相迎，走时和气送客。

　　那时离家不远的河南中路上，有家五洲面馆（据说原名是“沈义兴”），在那里吃阳春面很舒心。尽管顾客盈门，但没有一些面馆常有的现象：端出的面碗上，夹着一个标明餐桌号码的、浸在面汤里的木夹子。印象中阳春面的价格一直很低廉，80年代初，在金陵东路“天香斋”吃阳春面，一碗面2两粮票9分钱，比60年代只涨了1分钱。

　　随着生活的富裕，面上的浇头也越来越丰富，还出现像陆文夫小说《美食家》里介绍过的“过桥面”：浇头不能盖在面碗上，要放在另外的一只盘子里，吃的时候用筷子搛过来，好像是通过一顶石拱桥才跑到你嘴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阳春面渐渐难寻踪影，面都是有浇头的，或者都要“过桥”的。阳春面成了一种念想，一个富有“通感”的词。想起阳春面，视觉、嗅觉、味觉、听觉互相沟通，色、香、味俱全，似乎还会响起《阳春白雪》那样的古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