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小说中，人们的疾病以及相关医治问题虽然得到较多描写，但很少被作为一个单纯的医病问题来看待。它总是与复杂的社会背景、与人们的情感态度、思想意识、文化状况缠结在一起。而恰恰是这种不单纯，这种对纯粹医病问题的超越，似乎暗示了描写病体与中医药的一种宏大视域。 

　　一、医病问题凸显了爱情与道德的张力

　　魏晋南北朝时代，在粗具叙事梗概的笔记体小说中，提及人们的疾病，已经被作者自觉纳入到一个较大的文化背景中。例如在《西京杂记》中，围绕着大才子司马相如（长卿）而展开的多姿多彩的故事，通过介绍其患有疾病“消渴疾”（糖尿病），写出了他因爱慕卓文君而陷入的理智与情感、生命与美色的紧张对峙，甚至特意作《美人赋》来警示自己，但最终仍然不能自拔：

　　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

　　相比之下，明代白话小说《醒世恒言》中的《陈多寿生死夫妻》一篇，有关爱与道德的冲突，却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其表现的社会视野，也更为开阔。小说大意是：

　　男主人公陈多寿和女主人公朱多福，还在九岁时就由双方父亲做主结了亲。及至长大成人，陈多寿不幸生下一身的疥疮，多方治疗，不见效果。女方父母要求退婚，陈多寿也是为对方考虑而提出退婚要求。不料朱多福抱着从一而终的决心，在家自缢。亏得发现及时，才救活过来，两人得以成亲。此后的生活虽然和睦，但男方考虑到女方的心理感受，女方考虑到男方的病体承受力，都无同床要求。这样过了几年，陈多寿觉得自己纯然是对方的累赘，就偷喝毒药自尽。女方发现后，也喝下毒药，决意共赴黄泉。两人幸被救活，但男方药喝得早，毒性已经发作，造成皮肤开裂，鲜血流注，其结果是把自己身上的疥疮全部蜕尽，换来一身好皮肤，从此两人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这篇小说，曾被西方学者韩南称为是表现了道德英雄主义的作品。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围绕着陈多寿的病情所显示的现实制约。首先是从一而终的这种传统观念，使得女方能够信守婚约，嫁给一个重病的男子。一旦嫁过去，抽象的道德律令才变为具体的关怀，包括男女双方没有性要求，都被表现为是为对方着想。其次，人的生命体的自然制约，也得到了具体表现。男女双方的道德自觉，固然让人动容，但这种道德力量并没有超越自然条件的制约，如同早期有些志怪小说描写的，可以让病症突然消除。只是当男方喝下毒药时，治愈的效果才奇迹般发生。我们当然可以说，这种治愈，是对男方不愿拖累女方的道德行为的回报，但其行为的直接后果，是符合自然条件的因果制约。在作品中，生命体的自然制约性，还表现在男方病愈前，双方并没有亲密的皮肤接触，这虽然也都被作者归因于两人的道德感，是在为对方心理感受或者身体条件着想。但比较在乎病体给美满生活带来的不和谐，使得作者没有设计出如西方的圣者拥抱麻风病人的那样一种道德形象。

　　与此类似的是，清代传奇小说《聊斋志异》中的《瑞云》一篇，写杭州贺生恋慕风尘女子瑞云，不因为瑞云脸容被毁难以见人就放弃，毅然决然为她出资赎身娶回家中，待她十分恩爱，终于遇到高人出手治愈她的“奇疾”，让瑞云容貌恢复如初。在这里，瑞云美貌被毁似乎成了她自身的保护。正是貌丑，所以即使沦落风尘，也免遭了好色之徒的欺负，并得以使自己以较低的价格赎身，跟随贺生脱离苦海。而其美貌的恢复，似乎也成了对贺生忠贞不渝的报答。此前的面容被毁，反而构成人生最终圆满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二、宗教、哲理思想渗透在医病描写中

　　因为佛教在中土的广泛流传，因果报应思想逐渐深入人心，疾病的病理和诊治问题也带上了浓厚的宗教哲理色彩。魏晋时代的许多志怪小说，都有类似的内容，《宣验记》中的一篇，就颇具代表性：

　　沛国周氏有三子，并喑不能言。一日，有人来乞饮，闻之儿声，问之，具以实对。客曰：“君有罪过，可还思之。”周异其言，知非常人。良久乃云：“都不忆有罪过。”客曰：“试更思幼时事。”入内，食倾，出曰：“记小儿时，当床有燕巢，中有三子，母还哺之，辄出取食，屋下举手得及；指内巢中，燕子亦出口承受。及取三蒺藜，各与之吞，既皆死。母还，不见子，悲鸣而去，恒自悔责。”客变为道人之容曰：“君既自知悔，罪今除矣！”便闻其言语周正，即不见道人。

　　这里，叙述周氏三子哑疾的病因完全是冥冥之神对周氏杀生行为的惩戒，而一旦周氏有了悔过，三子无需医治就得以病愈。宗教道德原则虽然在小说里起着支配作用，但也不能因此说这篇小说缺乏艺术的形象感和展开冲突的情节性。由于燕子、周氏和道人分属于认知世界的三个不同层面，所以，周氏能轻而易举蒙骗燕子吞下蒺藜，却不能理解自己的三个儿子何以会得哑疾。只是当高于他认知水平的道人来启发他时，才把他的认知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并使他对自己的过去有了真诚的悔意。这种悔意，倒不一定要他用多少严厉的词语来谴责自己，只是当他把过去叙述得那么哀婉，让读者不由得对燕子产生深深的同情时，这三个不同世界的隔阂一下子被打破了。也就是说，只有如周氏那样的普通人，能真正同情燕子、爱护燕子时，燕子相对于人而言的认知局限就无所谓是一种局限，而人也把自己的认知水平提到了得道之人的高度。小说表明了，所谓的三个层面的认知水平差异，实质上都取决于中间层面的人的所作所为，由人的认知冲突而发展出的情节冲突，才是艺术动人力量的源泉之一。不过行文中，关于人的生命体的自然机制被完全略过，疾病问题完全归因于宗教道德问题，说明这样一种艺术视域，虽然有对生活整体化的考虑，但在早期小说中，还不能把这种考虑放在一个具体化的情景中来充分展开。

　　当小说从魏晋笔记体发展到唐代传奇体而容纳了更多的描写时，表现疾病问题，也变得复杂起来。虽然宗教性的主题依然在小说中得到了贯穿，但传奇的情节曲折性和思想丰富性，已经得以强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作者预设的主题。唐代传奇小说《续玄怪录》中，有《薛伟》一篇，表现主人公重病在床20余天，灵魂出窍化为一条鲤鱼，不幸被渔夫捕到后，又被同僚买回去宰杀当下酒菜。只是当刀砍下鱼头的那一刻，才惊醒了薛伟，让他恢复了神志，并且有机会向同僚讲述所发生的一切。虽然小说的结局是让同僚放弃食鱼而宣扬不杀生的宗教主张，但传奇小说中的细节描写，却改变了小说整体框架对主题的单一指向。或者说，来自薛伟和他同僚两方面的感觉，细化了对杀生这一整体框架的反应，使得作为小说结论的不杀生这一主题反被推向了故事的边缘。薛伟化而为鱼，使他失去了与同僚沟通的可能，面临被人宰割，却无法让自己的呼救给对方听到。而他的同僚等一干人，除了看到鱼嘴不断开合外，根本不理解其中有何特殊意义，所谓“赵干之获，张弼之提，县司之弈吏，三君之临阶，王士良之将杀，皆见其口动，实无闻焉。”宰割他人而不自觉，又根本听不到来自刀下弱者的呼告，这是令人感到震惊的。其意义也比宣扬不杀生要远为丰富和深刻。而且，因为薛伟的病体处于死亡的边缘，生死轮回的过程并没有完成，使得这种同僚间发生宰杀的不相容和残酷无法通过一个先期完成的生命死亡过程来消解。这样，与同僚相遇的不是经历生死轮回后的一条鱼，而只是暂时变鱼的一个人，如此同类相食，其冲突的尖锐性就凸显了出来。 

　　三、中医药书写体现的人生大视野 

　　明清章回小说中，由于篇幅浩大，反映的人事和生活面更为广阔，所以必然会涉及到人物的疾病与医治问题。《三国演义》中关于曹操头痛病的医治、关公的刮骨疗毒，其折射出的人物性格内涵，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金瓶梅》中，人们追求欲望时的失衡所带来的生理与心理疾病，包括小说所展示的医治方式，也是情节的基本内容之一。

　　《红楼梦》作为古代小说的集大成之作，一方面，承继已有的传统，表现了人的疾病与宗教道德问题的关联，显示出道德劝诫的作用。例如写贾瑞、秦钟甚至是秦可卿之病与死亡等，都有这方面的意图。另一方面，也努力把疾病的医治问题与人物思想性格、与广阔社会背景更紧密联系起来。限于篇幅，这里姑举书中写到的两个奇特药方来加以分析。

　　其一是薛宝钗服用的“冷香丸”。

　　薛宝钗出场没多久，就说她犯病在家养着，而她服用的“冷香丸”，让人十分惊讶：

　　周瑞家的因问：“不知是个什么海上方儿？姑娘说了，我们也记着，说与人知道，倘遇见这样病，也是行好的事。”宝钗见问，乃笑道：“不用这方儿还好，若问起这药方儿，真真把人琐碎死。东西药料一概都有限，只难得‘可巧’二字：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两，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将这四样花蕊，于次年春分这日晒干，和在药末子一处，一齐研好。又要雨水这日的雨水十二钱……”周瑞家的忙道：“嗳哟！这么说来，这就得三年的工夫。倘或雨水这日竟不下雨，可又怎处呢？”宝钗笑道：“所以说那里有这样可巧的雨，便没雨也只好再等罢了。还要白露这一日的露水十二钱，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钱，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把这四样水调匀，和了药，再加十二钱蜂蜜，十二钱白糖，丸了龙眼大的丸子，盛在旧磁坛内，埋在花根底下。若发了病时，拿出来吃一丸，用十二分黄柏煎汤送下。”

　　周瑞家的是把这药看得过于随便，才有这么一问。薛宝钗的回答，看似无奈，但也不无显摆之意。而她服用的这丸药要求于环境的是这么苛刻，不能不让人对其为人随和的评价重新理解。正因为她的苛求是内服的，把外在环境中的自然物内化为她生命体的一部分，所以从外部来观察，这种对环境的苛求，旁人就很难发现了。与此相对照的是，黛玉虽然也体弱多病，且性格有所谓孤高自许、目无下尘的特征，通常大家都会觉得林黛玉对周围环境要求更苛刻，与她交往更难相处。然而，奇怪的是，林黛玉关于药物的要求并不复杂。初到贾府，告知众人服用的是人参养容丸。虽然用到人参，药也不会便宜，但是制作起来却并不费功夫，所以老祖宗会随口说自己正吃丸药，可帮着一起配制。这样，从用药的随便与不随便的角度看，我们发现了黛、钗两人性格的另一面。

　　其二是王道士的“疗妒汤”。

　　在《红楼梦》第八十回，贾宝玉因为有慨于夏金桂的妒忌而让香菱备受磨难，就去天齐庙摆摊的江湖郎中王道士那儿征询药方，希望能治好金桂的妒忌病。王道士开出的是一个疗妒汤：

　　王一贴道：“这叫做‘疗妒汤’：用极好的秋梨一个，二钱冰糖，一钱陈皮，水三碗，梨熟为度。每日清晨吃这一个梨，吃来吃去就好了。”宝玉道：“这也不值什么。只怕未必见效。”王一贴道：“一剂不效，吃十剂；今日不效，明日再吃；今年不效，明年再吃。横竖这三味药都是润肺开胃不伤人的，甜丝丝的，又止咳嗽，又好吃。吃过一百岁，人横竖是要死的，死了还妒什么？那时就见效了。”

　　有人以为，王道士近乎戏弄开出的这个药方，是对中医药连同江湖郎中的讽刺，既讽刺了有些中医处方的无效，也讽刺了江湖郎中的哄人招数，却并没有意识到，王道士这番解说，有着对中医药乃至对人生的极具智慧的理解。

　　如前所述，在古代小说中，许多医病描写所体现的广阔视野，容纳了情感态度、宗教道德等多方面内容。同样，当《红楼梦》把医学的具体问题纳入到表现视域时，并没有抹去那种种思想情感意识问题，也没有夸大医学问题来掩盖、克服思想感情问题。作者是把这一切问题纳入整体的大视域，来加以互动式的具体表现。正因为有这样的全景式理解，贾宝玉到王道士那里去讨要医妒方，其实是把治疗夏金桂的嫉妒之病作了最简单化的理解。就当时的社会现实而言，女性的妒忌问题是跟不合理的妻妾制度有直接关联，也是跟男性的普遍占有欲相关，夏金桂摧残香菱固然说明了其残忍，但如果她像邢夫人那样主动为自己丈夫安排小妾也未必就是一种美德。无视妒忌的复杂性，而企图通过获取一贴药来加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是把复杂的社会、心理、生理等多方面问题加以简单化处理的极为幼稚的表现。王道士开出的疗妒汤以及相关解释，与其说明了这贴中药本身的无效，是在自我解嘲，倒不如说是讽刺了一种幼稚的、简单的思维方式。这也正是《红楼梦》在看似游戏的笔墨中，显示出相当深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