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深秋到冬末，写上海为故事发生地的少年小说《宝塔》，我把自己关在上海郊外，穿一条厚重的老棉裤，手机关闭，和日常生活隔绝开，抵御温暖而惬意的惯性，保持定力，捍卫充足的写作时间和空间。

　　再忙，我每天会听上几遍上海说唱《金陵塔》，让沪语的唱词和唱腔的韵味始终响在耳畔，这个说唱印刻在我脑海深处，和外滩黄浦江、淮海路、外白渡桥一样。袁一灵的说唱，我自小在上海弄堂，从各家的收音机里听过无数遍，烂熟于心，是我记忆长河里“最上海”的沪语表达。

　　金陵塔，塔金陵，金陵宝塔第一层，一层宝塔有四只角，四只角上有金铃，风吹金铃汪汪响，雨打金铃金铃又金铃。

　　我笔下的《宝塔》，故事时态在当下，语言必然要浸润上海地域特色，让那些沪语表达，像珍珠一般闪现在叙事中。男孩嘉庆13岁生日的这一天，一个神秘男子突然闯入。从此，家族曲折而隐秘的过往彻底改变了几个男孩的生活。我笔下的人，嘉庆和表弟嘉麟，离奇冒出来的虎子“兄弟”。妈妈和姨妈这一对相惜的出身上海高知家庭的姐妹花，“凤凰男”的嘉庆爸，做沪商的姑父，从命运的伤痛中超然而出的老绅士外公，一大家人的坎坷和秘密，爱,伤痕，亲情，在我心里酝酿不知多少遍了。

　　最初我设定这本写男孩成长的书，聚焦男孩之间难以割舍的信义、无法排遣的怒气、对成年男子的怀疑和敬仰等。为确保小说不受同龄女孩的干扰，我打算一个同龄女孩都不出现。但写着写着，灵光频闪，设定好的故事框架被不可知的力量打散，一种高贵的能量在主宰小说的起伏。惊喜来了，不少情节像涌泉一般冒了出来，小说的格局颠覆了设定，独特的小孤女不可避免地出场。完稿后发现不能删去她的篇幅，因为她的匆匆一现，竟是灿烂。

　　写出生命的模样，艺术地揭示一个人成长最重要的真谛，是小说《宝塔》的使命，现实题材的创作需要有主心骨，即写出生活的丰富性，人性的多元，浩瀚，儿童文学不能剥离世界的玄妙，越是日常的，现实的题材，越不能含糊，简约。写当下，往往更要有足够的能量，面对时代的风貌和风情，同步的语境等具有挑战的难题，能考量作家的想象力，审美功力，艺术活力。

　　写到嘉庆嘉麟一大家人的悲切暗伤，那份伤感又和《金陵塔》里的一段唱词如此契合：天上七颗星，树上七只鹰，墙上七根钉，台上七盏灯，河里七块冰，啊哟，天上乌云遮没天上七颗星。嘉庆、嘉麟带大人去看金陵小区建造的 “金陵宝塔”。心灰意冷的嘉麟不像小时候那样，不开心了，哭一顿就解决，这个少年在绝望中，是欲哭无泪，无法化解心中的疼痛。他两度走进伤心面馆，像蛇一样嘶嘶地吸面，还将爸妈一起带进面馆。一家人的伤痛，哀怨虽是不同，一起在伤心面馆狠狠地吃面，流泪，在伤心中化解疼痛，抚平家庭的沧桑、哀伤和不完美。

　　书里多处出现的“金陵塔”，沪语底下仿佛一个有力的象征，激起一家人共同的记忆，体现上海一家人的共同成长。嘉麟爸许诺要带家人去看一座座真正的宝塔，虽然他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内中的含义。爱和情感。弥合这一家人，让他们看到生命中注定的缘分，一种宽容的光亮。环绕在他们中间的在爱之下的共识，怜悯，心中的信念，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是一座恒定的宝塔，存于人心，存于最宝贵的永恒人性，存于每一次呼吸中，仿佛清灯一盏，给人世光亮和无限的韵味。

　　沪语声声的《宝塔》和我以前写的《男生贾里》，“小香咕”近期写的《变形学校》《小青春》如此不同，讲上海故事，植入归属感，刻画上海记忆，厘清地域风格，既是天性的召唤，也是艺术的冒险。我不会拘泥同一种写作风格，与其做一个“安分”的作家，不如做一个追梦人，突破和变幻既不易又有趣，魅力无限这本书给我带来艺术感觉，写作弹性方面的新鲜升华，我将在写作的长河里，抵抗怯懦和惰性，继续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