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冯绍雷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周边研究中心主任

　　中美关系启动顺利

　　吴心伯：一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的特点，首先是对接迅速、启动顺利。特朗普当选后一个月内，中国就与特朗普团队实现了顺利对接。以2月10日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通话为起点，到4月7日至8日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同意建立四个对话机制，实施经贸百日行动计划，聚焦双边关系中的重点问题，标志着中美关系全面启动。

　　其次是两国领导人的个人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海湖庄园会晤使习主席和特朗普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一年之内3次会晤（包括2次互访）、9次通话，这种互动频率超过中美关系以往任何时期。

　　第三是这一年中美互动主要聚焦经贸和朝核问题。在经贸问题上，从百日行动计划的顺利推进，到首轮全面经济对话达成积极成果，再到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签署总额高达2500多亿美元的经贸大单，体现出中美经贸关系在激烈博弈下稳中有进。在朝核问题上，中美保持了密切沟通与协调，中国更加全面和严格地执行安理会相关决议和制裁措施。

　　第四是中美关系的定位和框架仍不明确。中国希望继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美国则提出发展“建设性的、以结果为导向的”中美关系。目前看来，发展“合作伙伴关系”是双方的交聚点，但对其内涵和互动准则仍缺乏有深度和高质量对话达成的共识。

　　第五是中美多边互动减少。特朗普基于“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大幅减少对国际和多边问题的投入，也弱化了中美的多边互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也降低了中美关系的全球影响力。

　　从中美关系发展面临的挑战来看，特朗普政府的组成反映了共和党传统的两大权力基础：商业利益与安全利益，两大利益板块内都存在对华鹰派。在商业阵营中，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主张以强硬手段处理对华经贸关系，他们的影响力从特朗普对中美首轮全面经济对话的消极反应、否决中资企业收购美国半导体公司、对华发起“301调查”等案例中可见一斑。在安全阵营中，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麦克马斯特等视中国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积极推动美国军舰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出台“印太战略”等，显示出对华强硬立场。特朗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表明鹰派对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影响有显著上升趋势，给中美关系发展带来压力。

　　特朗普本人考虑中美关系缺乏广阔的视野，过分关注狭隘的利益诉求，重视短期利益，忽视长远利益，与中国处理双边关系的风格大相径庭。此外，特朗普以擅长的“交易”风格处理中美关系，优点是能接受互动的互惠性，缺点在于谋求利益最大化、虚张声势、搞议题挂钩等做法增加了中美博弈难度。

　　中俄元首密切交往

　　冯绍雷：中俄关系的一个重要标志，乃是两国元首的密切交往。近5年来，习近平主席6次访俄，同普京总统举行了21次会晤，创下两国元首会晤的国际纪录。今年5月，普京总统赴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对“一带一路”倡议给予高度评价，两国元首再次强调“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的重要性，双方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的规划、部署和互动在扎实推进。10月19日，就在十九大召开的第二天，普京在索契瓦尔代论坛上对十九大的召开表示极其关注和高度称赞。

　　经济方面，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日前表示：“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截至2017年11月，俄中两国贸易额为760亿美元，同去年相比增速达22%，非常之高。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今年双边贸易额将达到800亿美元。”俄罗斯2016年超过沙特成为中国原油进口第一来源国，供应总量约为5200万吨。杰尼索夫称：“2017年俄罗斯取代蒙古成为中国第三大煤炭供应国，同时仍是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中俄商用大飞机的共同研制、亚马儿港能源开采合作、重型设备合作开发、远东投资中的中国80%份额的有力支持等，这一系列重大进展令人刮目相看。

　　中俄今夏在波罗的海地区联合军演，中俄反恐计算机模拟演习，以及双方在战略与科技领域的其他一系列紧密合作，表明两国间互信和战略协作的深度。

　　中俄在地区与全球事务中的合作推进同样令人瞩目。朝核危机过程中，俄罗斯在积极作为的同时，与中国密切协调立场，共同提出解决朝核危机的“三阶段”方案，表明双方战略默契所达到的高度。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表明这一区域组织的结构和功能正在发生成立以来的重要变化，但是中俄之间的协调始终在其间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金砖国家+”的新机制形成过程中，包含着中俄两国的共同努力。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系列互相配合，依然是国际稳定的一块重要基石。

　　新形势下，中俄关系从战略合作协作朝向更为长远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稳固合作关系的构建，已是大势之所趋。

　　管控分歧 发展取代冲突

　　任晓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发展要以和平为基础，没有和平就不会有发展。因此，管控好分歧，避免冲突发生是共同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今年6月发生了印度边防部队在洞朗地区越过中印边界线进入中国一侧的事件，此举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法理上的性质都是清楚的，即印军非法侵入中国境内，进而形成中印边防部队对峙。经过多方面外交交涉，印军仍迟迟不撤，形势一度似乎要武力解决了。然而，如果在洞朗一带与印度打一仗，中印反目，好不容易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金砖机制可能垮塌，还可能把印度推到对立面去。在这样一个时刻，有没有大局观就十分关键。如人们已看到的那样，中国展示了极大的耐心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最终实现了这一事件以和平方式得到解决，和平发展的大局得到了维护，金砖机制得到了维护和发展，中国西部边界也避免了剑拔弩张。

　　在中国的东边，朝鲜半岛和日本是周边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问题，中韩关系出现下滑和紧张，但这不是双方都乐见的情形，缓和紧张关系也成为必然的选择。经过适时沟通，韩国作出了不扩大“萨德”部署、不参加反导体系、不参加美日韩三边同盟的承诺，中韩于10月31日同时宣布两国关系回返正常轨道。韩国的三项承诺是以口头方式作出的，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不同的解释，对此人们也有不同看法。然而，外交是一种可能的艺术，通常不可能实现所希望的“最佳”，而只能是一种双方各做让步的妥协。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比较能理解中韩对此的处理。

　　正如中日关系曾因日本对钓鱼岛实行所谓“国有化”而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2014年APEC会议预定在北京举行，中日双方有意实现关系转圜，为此日本首相安倍遣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实际上即国家安全顾问）谷内正太郎来华，中日达成“四点共识”，事后双方也各有各的解释，但各自面子上都过得去，对国内都各有交代，从而为习近平主席和安倍首相在北京APEC期间实现会晤，进而促使中日关系回到正常轨道铺平了道路。韩国以口头方式作出三项承诺与此类似，为中韩关系重回正轨创造了条件。

　　至于中日之间，2012年钓鱼岛危机后元气大伤，这五年间始终处于低迷状态。两个互为重要邻国的大国，五年间领导人没有进行过一次互访，这无论如何都是不正常的，也是不符合双方利益的。在此期间，中国尽可能维持两国关系平稳，在两国领导人共同参加的多边会议期间非正式地会晤一共五次，平均一年一次，最近一次是在越南岘港APEC领导人会议期间。9月28日，安倍首相率河野外相等重臣“突然”出现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这是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的一个大举动。去年中日韩领导人三方会晤由于韩国政治危机、前总统朴槿惠岌岌可危而未能举行，两年后，随着中日、中韩关系逐步回暖，三方会晤的条件也趋于成熟。

　　在南海方向，8月中国与东盟达成了南海行为准则框架，将要进入文案磋商阶段。南海局势降温回稳，中国周边将有望重新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减贫援助　建命运共同体

　　张海冰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2017年伊始，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中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缘起、内容和实施方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中国言必行行必果，在全球减贫、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和应对气候变化等诸多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全球减贫：中国始终坚持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出路，倡导结伴而行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国内减贫攻坚上拿出了愚公移山的坚毅决心，推出了“精准扶贫”系列政策举措，贫困发生率已经从2012年的10.2%下降至2016年的4.5%，向2020年实现“零贫困”目标稳步迈进。在全球减贫方面，中国的援助贡献也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上升而逐年增加。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显示，中国将加大对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未来3年总体援助规模不少于600亿元人民币，提供20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10亿美元，用于发起中国-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合作倡议，支持在沿线国家实施100个“幸福家园”、100个“爱心助困”、100个“康复助医”等项目；向有关国际组织提供10亿美元，共同推动落实一批惠及沿线国家的国际合作项目。

　　人道援助：在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方面，中国始终秉承中立、公正、独立的基本原则，避免人道主义问题政治化，坚持人道主义援助非军事化，在全球人道主义危机和救助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例如2017年2月，中国商务部长高虎城分别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代表签署了中国政府提供难民救援现汇援助的协议，用于向叙利亚难民儿童、阿富汗难民及流离失所者提供过冬衣物、毛毯等人道主义物资援助。在应对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等问题上，中国一方面主张联合国要发挥斡旋主渠道作用，积极推动当事各方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危机，同时也致力于积极推动国际发展合作，探寻从根源上化解冲突的解决之道。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能力建设、应对公共卫生安全、加强疫情监测、信息沟通、经验交流和技术分享方面，中国也始终不余遗力，中国援外医疗队和形式多样的技术培训援助项目对促进亚非拉地区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环境治理：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情况下，2017年G20汉堡峰会未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达成一致。中国则坚定地支持《巴黎协定》，并率先垂范履行减排义务。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APEC岘港峰会上宣布中国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坚持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到2035年，中国的生态环境将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将基本实现。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将于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0%左右。同时，中国还认真落实气候变化领域的南南合作政策承诺，帮助和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通过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低碳示范区，提供人员和技术培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