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威烈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名誉所长
李伟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朱威烈：在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今年，中东地区新旧矛盾交织，在持续动荡中呈现出地缘政治格局性变化。这种格局性变化大体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美想甩包袱还想当老大
一、美国中东政策生变是外部主要推力。特朗普总统的中东政策围绕“美国优先、再次伟大”目标展开，既要甩包袱谋实利，也欲继续称霸当老大。前者如他颁布的主要针对叙利亚、伊朗、也门等六个国家的“禁穆令”，首访沙特确立伊朗为共同敌人，并签署1100亿美元军售大单，接着又挑动阿拉伯国家内部对立，伺机对卡塔尔售武120亿美元等。后者是加大对伊拉克、叙利亚军事反恐投入，欲借叙库尔德民主联盟地盘谋求在叙利亚的长期军事存在，目的是对抗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合作轴心，力挽奥巴马时期中东出现的“俄进美退”颓势，以求维持美国对地区秩序的主导权。但12月初，特朗普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招致阿拉伯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强烈反对，已失去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信任，也失去了美国在中东和平进程的主持者地位。
二、阿拉伯国家总体趋弱，与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地区大国的地缘争夺加剧。阿拉伯逊尼派国家在美国推动下，对伊朗的敌对态度公开化，发生了沙特、阿联酋、埃及、巴林四国与同情伊朗的卡塔尔断交；沙特主导的阿拉伯联军与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在也门的战事持续至今；美国宣布真主党为恐怖主义组织后，一度酿成黎巴嫩逊尼派总理哈里里辞职风波。阿拉伯国家对土耳其在地区事务中的积极介入、抢先表态且立场多变均深感疑惧，防范心理明显趋强。总体上，阿拉伯国家作为地区主要力量的地位和影响都处于弱势，有待恢复。
三、地区国家“向东看”趋势上升。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在中东国家中的影响越来越大，阿拉伯国家在由乱向治过程中，不但看重中国的资金与技术，也认同中国的理念、经验和政策主张。
多元力量影响中东格局
李伟建：本年度中东局势进入变局以来的深度盘整之中。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受大国因素尤其是美国因素影响，地缘政治格局在动荡中持续调整。奥巴马政府后期,美国加快中东战略重心东移，相关国家开始调整内外政策，为争取对己更有利地位展开博弈。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中东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中东发生的许多新事件新动向，大多与特朗普政府言行和政策的不确定有关。比如，沙特等国和卡塔尔的断交事件，本来沙特只是想拉美国站队力压卡塔尔“就范”，但特朗普两头拿好处，以至于卡塔尔态度也强硬起来，事情变得不好解决了。近期，特朗普关于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表态，再次搅乱了地区局势。特朗普政府在处理中东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功利性、在叙利亚等热点问题上的言论和政策的随意性，以及总体在中东加快收缩的明显态势，让地区国家越来越对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实效性和影响力产生疑虑。
俄罗斯则利用美国主导力的式微，持久深入地介入叙利亚危机，不仅确立了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话语权，还逐步扩大了在中东的影响力。同时，欧盟对特朗普在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和耶路撒冷地位问题上的表态持明确的反对立场，表现出要加大参与中东事务力度的愿望，世界多元力量的介入势必对中东地区格局的调整变化产生潜在而深远影响。
第二，随着“伊斯兰国”加速溃败，叙利亚问题正由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生死存亡的内战，进入以战后重建为重心的新阶段。本月11日，普京宣布俄罗斯从叙利亚撤军，也验证了叙利亚问题的焦点已经由内战转移到谈判桌上，相关国家已开始为参与中东战后政治和经济重建谋篇布局。
沙特动作频频实有隐忧
第三，中东地区大国为在未来地缘政治格局中争取有利地位而展开博弈，最典型的案例是沙特与伊朗的关系。最近接连发生了也门向沙特发射导弹、黎巴嫩总理哈里里在沙特宣布辞职，以及也门前总统萨利赫被胡塞武装打死等事件。舆论普遍认为，这些事件都和沙特和伊朗密切相关，背后反映的是两国代理人之间的博弈。
需要指出的是，沙伊两国对地区影响力的竞争和博弈是长期存在的，叙利亚局势的变化、黎巴嫩总理哈里里蹊跷的“辞职”、也门内战以及沙特的卷入乃至最近也门前总统萨利赫死于非命背后，确实都有沙特和伊朗的影响存在。但沙特最近频频把矛头指向伊朗，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担忧。
近年来沙特面临前所未有的内外困境。首先，沙特在中东变局初期的政策，包括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推翻巴沙尔政府、发动也门战争以及与卡特尔断交，现在都不同程度遭到挫折，地区影响力处于下降趋势；其次，国际油价长期低迷，也门战争等又耗费了大量资源，沙特国内财政遇到困难。第三，伊朗的发展环境正得到改善，实力不断提升，使沙特有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
沙特最近内政外交动作频频，更多反映的是在内外压力之下，本身有了越来越迫切的内部改革和政策调整的需求。今年以来，从老国王确立自己的儿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为第一继承人，到本·萨勒曼主抓推动落实“2030年愿景”，再到成立由本·萨勒曼为主席的反腐委员会，一切都是围绕国内变革在布局。而从沙特国王发布允许女性驾车和进入体育场所观看比赛的政令，到本·萨勒曼表示要摒弃极端主义，走温和路线，都意味着沙特将进入一个逐步变革的新时期。
最后，“伊斯兰国”作为一个实体虽然已经被击溃，但极端主义势力依然会利用一些国家脆弱的安全局势制造新的恐怖事件，外部势力也依然在试图挑起新的地缘冲突，中东的许多热点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矛盾依然可能再次激化。但中东民心思稳，各国谋发展求治理是一个总体特征和发展趋势。
恐怖主义向全球外溢
潘光 国家反恐办软科学专家、上海反恐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7年，在“伊斯兰国”被击溃的形势下，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正逐渐从中东向全球外溢和扩散，对各国的安全和稳定形成严重威胁。
全年发生的自杀性爆炸和驾车撞人恐怖袭击事件，大都是那些受到“伊斯兰国”极端思想毒害的极端分子所为。一些实施恐怖袭击的“独狼”也许没有去过叙利亚和伊拉克，却受到了“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及其他恐怖组织的光盘和网站的直接煽动和教唆。
目前，各国在防止外来的、特别是从中东来的极端分子回流、渗透方面均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如何监控持有合法证件回国的“可疑分子”，如突尼斯一国就有7000多持有效护照的国民在中东参加“圣战”，随时可能回来；二是如何防止有极端思想的人员“升级”为暴恐行动实施者。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关键是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同时推进高科技、大数据反恐研究。
当前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可分为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加强全球范围的合作，首先是支持联合国发挥主导作用，努力推动构建国际反恐合作的法律体系。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最近决定重组反恐架构、建立反恐办公室，将有力地促进国际反恐合作。第二个层次是推动区域性的多边合作。如在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东盟地区论坛等机制框架内积极推动多边反恐合作。第三个层次是努力发展双边合作。如中美、中俄、中巴、中英、中法、中德、中澳、中日等已进行了安全、反恐问题对话，或举行了联合搜救、反恐、反海盗等方面演习。需要指出，中东现在有俄罗斯为主、美国为首、沙特领衔的三个反恐联盟各自为战，已产生诸多矛盾冲突，如不进行协调，极有可能发生擦枪走火的悲剧。
专家指出，面对国际恐怖主义高科技化和意识形态化趋势，加强高科技、大数据反恐研究是当务之急，重点应是以高科技、大数据方式完善、提升防范预警机制、快速反应机制和后果处理机制。例如采用大数据手段撒下严密、精确监控的天罗地网，尽可能减少突发性事件的灾难性后果。目前，恐怖分子越来越多地采用生物、化学、网络攻击，近期甚至威胁要用无人机和机器人进行攻击，在这些方面加强研究，制定应对之策已经刻不容缓。
展望2018年，近期出现了一系列可能催生恐怖、极端行动的激化因素，如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沙特伊朗矛盾激化，也门冲突升级，以巴冲突加剧，日趋恶化的利比亚局势，欧洲难民潮继续发展等，均可能导致“伊斯兰国”2.0或“基地”组织3.0的产生。从长远来看，军事行动特别是狂轰滥炸不可能彻底铲除恐怖主义；反恐斗争既是一场武器的较量，也是一场意识形态斗争；只有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消除极端思想产生的土壤，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恐怖主义毒瘤。
中东热盼对接“一带一路”
金良祥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朱威烈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名誉所长
新一轮全球化的大背景是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主要动力则是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和市场。其中，中国的和平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和平台，受到沿线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响应。中东位于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地区国家为适应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大多已采取经济多元化的发展战略，并热切期盼对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以推动本国的改革与发展。
新一轮全球化对中东国家具有正面影响，主要表现在有利于改善它们的经济结构、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维护社会政局稳定等方面。
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共同特点是经济结构过于单一，整体工业化水平较低，长期以来不是依赖油气资源或某种矿产资源，便是只限于少数加工产业。从全球产业链看，它们处于低端。因此，它们在这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改变现状的愿望和需要都很迫切。
沙特、科威特等海湾国家和埃及、摩洛哥等北非国家，都已提出了时间跨度长达二三十年的发展愿景。由于中国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中国提出要“促进全球产业链和科技生产能力的均衡化，促使国际分工体系更加均衡、更加合理，并促进世界经济由严重失衡转变为相对平衡”，对中东国家的吸引力和感召力都很明显。
因此，中东不少国家是亚投行的创始成员，真切希望能作为“一带一路”合作伙伴，与中国开展产能、经贸、科技、教育、文化等多领域合作，作为推进自身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机遇。
比如，中国与埃及合作建设的苏伊士湾经贸合作区吸引投资近10亿美元，约70家企业入驻，不仅为埃及创造了就业机会，而且使埃及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第三大玻璃纤维的生产国。中国与摩洛哥已在谈判建设的丹吉尔工业园区，有助于摩洛哥改变过于依赖磷酸盐和旅游业的经济结构。中国与海湾产油国的众多项目合作也有利于促进它们的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中国与以色列的创新合作为以色列的科技创新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同时，中东许多国家在经历了“阿拉伯之春”剧烈动荡和军事打击“伊斯兰国”（IS）等恐怖势力取得阶段性胜利后，都处在乱后、战后重建过程中，把握住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对改善民生、增加年轻人就业和去除恐怖主义根源，促进社会安全稳定，都是十分有利的。
中东国家要适应并利用好新一轮全球化，主要挑战在于能否转变观念，革除体制机制弊端。如新一轮全球化的核心是合作共赢，“一带一路”的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而不是国际援助或让别人来代做代建。中东国家在吸引资金、技术开展合作方面，还须重视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建设，以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