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先生感叹他们这一代60年代生人，遇到了两次重大变革：制度的大变革和科技的大变革。制度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体系的变革，技术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层出不穷。小时候，俞先生和父母交流的方式很传统，比如一起下围棋等。而现在小孩子玩的是《王者荣耀》，还有网络上层出不穷的流行语，和以前已经全然不同。所以俞先生想即使退休了，还要不断地学习，否则就会落后。这就是科技变革带来的影响。

　　1992年，俞先生被外派到上海信托欧洲代表处，在欧洲工作了八年。8年的海外工作，俞先生对海外市场产生了异常敏锐的嗅觉。这种敏感度在雷曼兄弟倒闭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俞先生当时所在的基金公司投资了雷曼发行的结构化票据。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雷曼轰然崩塌。如果雷曼破产，QDII基金将损失惨重。

　　俞先生清楚地记得，2008年9月14日周日是中秋节。他13日周六向上海市金融办和证监会报告，说雷曼有可能要破产。因为他和同事一直在关注雷曼的股票和债券，跟踪它的交易量和交易价格。雷曼的股价从2007年底的八十多块一直跌到一块多。俞先生感觉不妙，美国大型金融机构宣布破产通常会在周日晚上，也就是上海周一上班时间。到了周一中午11点还没有声音，12点还没宣布，俞先生有点担心向领导谎报军情，结果12点25分雷曼宣布破产。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后来随即进入追偿阶段。

　　周一雷曼破产，周三俞先生就派人去了美国和英国，但没有一个人接待他们。俞先生和团队申请查封雷曼的资产，当时查到雷曼在国内的房地产和股票价值总共七十多亿人民币，股票主要以QFII的形式存在，有的背后是雷曼客户的资产，有的是雷曼自己的资产，但都登记在雷曼名下，由于情况紧急，俞先生也不管资产背后是谁，只要登记在雷曼名下的就申请查封。当时上海市政府和金融办的领导做了很多协调工作，最终上海高院同意冻结雷曼在境内的资产。

　　除了查封财产，诉讼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证人证据环节。雷曼和基金公司签的协议里有一个条款，讲到基金公司对产品有充分的了解，有能力认识它，对产品是认可的。这就等于说基金公司买错了产品不是雷曼导致的。俞先生想想不对，要求对协议进行修改，改成是雷曼推荐了这个产品，雷曼认为基金公司买这个产品是合适的，这样买错产品的责任就在雷曼了。但是雷曼坚决不同意，最终协议没有改成。这样举证雷曼有问题就很难了，主张证据不合理也没用，包括当时的代理律师都认为很难打赢这场官司。俞先生和团队商量后，跟律师说这个案子不能沿用常规的思路，要主张他们欺诈。公司和雷曼之前都有邮件往来，认为雷曼的零息票据有风险，要求更换，雷曼回复说没有风险，这不就是欺诈嘛。雷曼请了一个英国的御用律师作为专家证人来辩称这并非欺诈行为，而是正常的市场判断。俞先生团队也花大价钱请了一位英国御用律师作为专家证人，可是一开始这个御用律师写的专家意见模棱两可，只有51%是帮着俞先生公司讲话，还有49%是帮着对方讲话。后来俞先生就和这个御用律师说，我们付你费用是要求你站在我们的角度给出合理意见，于是这个御用律师重新出具了对案件有利的专家意见，认为这里面有欺诈行为。这样人证有了，其他的证据就是和雷曼的邮件往来记录了。

　　最后案子判下来俞先生公司胜诉了，获得了赔偿。俞先生觉得不能被西方人的漂亮外衣所迷惑，该争取的一定要据理力争。这个案子给俞先生的启示是：一旦打官司，感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一定不能按照原来的思路去想，要出其不意，另辟蹊径。

　　经历了那么多事，俞先生觉得人生有三个重要的课题：财富、苦乐、生死，这些都要看得多了才能有所悟 。

　　2011年，俞先生离开体制下海创业。以前在体制内是领工资，每个月银行卡进钱，手机会叮咚一响。现在出来创业，每个月手机叮咚一响，钱是出去的。创业有风险的地方在于，收入不可能和原来持平，要么比原来少得多，要么比原来多得多。俞先生和几个合伙人都不领工资的，创业就是要逼自己一把。好在太太和父母都很支持。离开体制，俞先生的感觉是先被海水闷了一下，然后再抬起头来。

　　这感觉真好，又活过来的感觉。金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