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中鲜见喜欢运动者，毕飞宇算一个，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作品总能让人感受到旺盛的生命力从字里行间蓬勃而出。阴冷的上海冬季，在蜻蜓FM的空间中见到为录制音频节目《和你一起读经典》而来的毕飞宇，身着浅蓝色衬衫和深色牛仔裤，衬衫合体，勾勒出结实好看的胳膊肌肉轮廓。他摩挲着露出星星点点花白头发茬的脑袋，微笑着说，自己每天起码下楼三次，一次喝咖啡，一次健身，一次是遛狗。

　　名字里的秘密

　　现在南京大学任教的毕飞宇坚持的是，与人“聊文学时一定要看到对方的眼睛，捕捉到对方的眼神”，年轻的眼睛，让人想起自己的青春期——青春期是建立审美最好的时机。

　　毕飞宇1964年出生，父亲被下放到农村，担任当地的语文老师，虽然他出生的年代使阅读只能限于一个领域，但父亲平时聊天时的耳濡目染对毕飞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父亲并没有想对我进行文学教育，这位孤独的中年男人只是出于孤独，没事干，无人相谈。他唯一说话的对象就是我。”

　　他们在田间地头散步。在中国广袤的乡间，散步会被认为是一件怪异的事。在河边，他们要么洗衣服，要么上船搬物事，他们整日忙碌。而毕飞宇的童年和少年，他的老父亲经常带着他散步，边走边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父亲把日常中自然的现象，立刻纳入到审美对象，落在少年时期的毕飞宇心间的，便是最初的美学教育。“在我看来，我通过语言通过文字去表达、建立审美诉求，这样的心理机制是比较早的。”

　　父亲也和儿女们聊聊具体的文学作品、诗词、小说，毕飞宇的两个姐姐都是语文老师，但是毕飞宇自谦地认为，自家距离“家学”二字还是遥远，“感觉配不上”。

　　熟读《红楼梦》的父亲喜欢晴雯，二姐便取名飞雯，大姐叫飞虹，父亲给大姐的女儿取了个名字叫“桥影”，寓意从《红楼梦》的“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中化来，“父亲对《红楼梦》太熟悉了，简直倒背如流，而这些名字背后的意义，都是我们家人才知道的隐秘，从这里也能看出一个老知识分子或者说时代里的小知识分子——读过私塾的人，其传统文化的底蕴。”

　　毕飞宇出生的1964年，中国第一枚生物火箭发射试验成功，所以父亲为儿子取名“飞宇”，飞向宇宙之意，这个听上去特别“像作家”的名字，其实同卫国、建军一样，同为时代产物，那一年，取名“飞宇”或者“宇飞”的人，特别多。

　　父母不认可“作家”

　　但是，老父亲却几乎从来没有和毕飞宇坐下来，仔细地分析、讨论过他的作品。仅仅有一次，父亲和同事的对话，辗转地传到了毕飞宇的耳朵里——同事问父亲：“你儿子的小说怎样啊？”“语言好，有思想。”这两句简单到极点的评语，让毕飞宇觉得，虽然彼此闭口不谈自己的作品，但老父亲对自己的评价十分到位：“真好啊。”

　　毕飞宇说，在自己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时，父子之间曾经产生过巨大的不愉快，“出于对儿子的保护，他不愿意我走这条路。”而母亲不愿意毕飞宇当作家，则是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在她的心目中，只有当上大学教授，梳着三七开的头发，西装革履，戴上金丝边眼镜，才是体面人的生活，让她满足。作家呢，作家都是不成器的人，生活过得乱七八糟。”母亲始终认为，毕飞宇的作家生涯不是个正经活儿。“关于我写小说，我的母亲一直不以为然，我和母亲谈过一次，我母亲说：‘写短篇不好。’为什么呢？‘要写中篇，中篇比短篇长啊！’过了一段时间，母亲又说：‘写中篇不好。’为什么呢？‘要写长篇，长篇比中篇长啊！’”在母亲眼里，写作就像桌子、像汽车一样，越大越好。

　　即使到了现在，母亲也难掩失望，失望主要在于毕飞宇的做派和衣着，比如光头，比如永远牛仔裤，在她的心里，银行职员那样一丝不苟的光鲜着装才是正经。“作家不在她的预期里。”

　　两次放弃与转向

　　毕飞宇广为人知的作品、获奖作品《推拿》、《玉米》、《青衣》、《平原》等等，都是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独树一帜的先锋文学、历史叙事，向着新现实主义的回归。在先锋作家中，他的转向很早。“从先锋写作来讲，本身我就没有冲在前面。”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毕飞宇和朋友们聊先锋作家，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能报出的都是作品的名字，谁都想不起来，这个小说里面作家塑造了哪几个人物。不讲究故事，放弃人物，这是先锋小说的共性。上世纪90年代中，毕飞宇敏感地觉得，自己的先锋梦应该就此结束了。

　　“总有一天，别人会谈起我的作品会谈起我的写作，我希望他们谈起的时候，后面会有玉米，筱艳秋，端方，小马等等，人物必须活着，小说才立住了。”作家需要小说人物，毕飞宇认为，一个作家拥有了他的小说人物只能称得上及格，当小说人物成为时代印记，这个作家才能够称得上“良好”，当作家笔下的人物成为民族文化的符号时，这个作家便称得上优秀了。普通老百姓哪怕不知道这个作家这个作品，而小说人物却已经广为人知，比如曹雪芹写的林黛玉，鲁迅写的阿Q。“我自己的小说还没有成为民族文化的符号，也许哪一天会有，我心平气和地等待读者和时间的评判。”

　　然而，作为从上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那个年代的写作，一直让毕飞宇恋恋不舍。那时，写作的人内心多么简单，几乎不计功利，但是，动机越单纯的写作就越高级。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是一个诗歌兴盛的年代，但写诗挣不到钱，养不活自己，可漂亮的姑娘为了显示自己有价值，还是选择和诗人做朋友。”毕飞宇自认自己的诗歌“写得很烂”，“若当时不放弃而坚持下来，最多也就是个二流诗人。我有清晰的判断，我能看到我自己的诗歌的未来在哪里，我更适合叙事，更适合当小说家。”

　　对许多读者来说，诗歌的地位高于小说，毕飞宇笑言当时做这个决定非常痛苦，痛苦是因为知道自己做不到，这种做不了更高级的事情的感觉让人痛苦。他最终选择了小说家这个“蓝领工作”。“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是很正确的。”

　　可是，他还是忘不了每天早上一醒来，脑子里盘桓的就是诗，每天都处在写诗的状态下的日子。1985年夏天，与诗有关的某个场景，他回想起来如同昨日：几个同学相聚在宿舍，热闹中有人喊窗前的一个同学进来，这个同学却凝眉在当地不动，嘴里喃喃：“等一下，等一下，我一句诗还差两个字没找到……”此情此景在今天早已不可想象，如此的生活形态没有了，诗歌也就消失了。而毕飞宇，至今仍然是一个八十年代的文学少年，“除了儿子在国外念书有物质需求，我个人是没什么物质需求的。我现在一个月5000块钱就够了，再多，就累了。只要给我写作，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记|者|手|记

　　两种现实

　　在南京大学上课时，毕飞宇并不介意学生打断他的讲课、提出自己的想法、进入他的讲课中，学生们发言也不要举手。因为，在毕飞宇眼里，文学就是自由的是开放的，没有结论的，那，我们就用这个方式尊重文学实践文学。久而久之，学生们习惯了，他们不再认为打断他是不对的。毕飞宇不强迫人做什么，也就不会遭遇对抗。

　　他用言语构筑了过往的场景，也用言语构筑了当下的场景。在这些场景中，三言两语，一个个人物站立起来，而他的生活工作却特别简单，睡到自然醒，喝杯咖啡，把写作桌子上打扫一遍，拾掇干净，把昨天写的拿出来看一遍，看着看着就把心理状态带进去，好像自己就在那里生活，所有的现实世界和他切断了关系。

　　我想，所谓的写作生活便是如此，写作就是过着一种虚拟生活。但是毕飞宇的虚拟生活又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现实生活，所面对的基本内容跟现实一样——人的文化背景、精神背景，内心诉求。在两种生活中穿梭，会不会搞混？运动时的汗水、呼嗬才是最真实的吧。 徐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