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弱冠伊始的整个1980年代的十年间，阅读重点几乎都是文史掌故作家郑逸梅先生的书，太喜欢了，每次跑到新华书店，见一本买一本，又分别托了在新华书店当营业员的两位朋友“开后门”，凡是郑逸梅先生的新书到货，立即帮助留下一本。现在看来，当时是郑先生出版著作最密集的时期，数了一数，有二十来本。完全可以说，我那时的近现代文史掌故知识，极大部分来源于阅读郑逸梅先生的书。也可以这样说，直到现在我对于近现代文史资料搜集、整理、研究和编撰的兴趣，就是在那时受到启蒙作用的。

　　起初，最喜欢他的《艺坛百影》。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就买到了。其时适逢我正热衷于肖像摄影，读这本书，就像读一本人物摄影集那样格外有味。印象很深的是，郑先生在“前言”里把自己擅写人物掌故比作拍照，他娓娓而谈，旧时拍人像照，不是端坐，便是挺立，千篇一律，呆板得很，形是有了，神犹欠缺；要突出神，就需要从动态中去表现，所以近来的风尚，都喜欢拍生活片段照。由此，这位伟大又谦逊的老作家从中悟出描写人物的窍巧。他认为，倘使一本正经用传记方式写，那就和端坐或挺立着照相差不多，呆板而不够味；倒不如抓住人物的片段活动及其艺术修养来写。

　　心仪久之，爰亦步亦趋似的效颦。《艺坛百影》书名中的“影”字，按郑先生说法就是“照影留痕”的意思，而“百”字只是取其整数而已，其实写了102位艺坛人物。他还说，任何人都有优缺点，倘求全责备，吹毛求疵，如这样可下笔的人物就太少了；应放宽尺度，与其多贬人之缺，不如多褒人之优，庶不失温柔敦厚之道。受其启发，我开始渐渐地专注于对二十世纪学林文坛的杰出人物进行广泛考察，在将近廿年间先后采访各地老一辈学者专家三百余人。这一工作的实施，也能说是依靠阅读郑先生著作给培养起来的。

　　郑先生谈及自己尤其对于近百年来的人物，更感兴趣。因为这些人物，有的在前辈的口角春风中略知梗概，有的自己曾经追随杖履，获聆清诲。他觉得，以往所见所闻，历历在目，应当记述出来；否则随着老人逐一故世，这许多历史掌故，实也因此而泯灭，岂不可惜。这亦触发我急不可待地为前辈学者专家们拍摄肖像，并立即就从为郑先生拍照开始。可是，这一拍摄前辈人物的摄影专题计划难度巨大，但想到郑先生说“要乘自己风灯残年，知道一些写一些，也算小小贡献”，使我深感策励，还有甚么不可克服的困难呢。

　　关于撰写人物的技法，郑先生也有经验之谈，构思时务须把被写者的风度神采及其内心活动，一一渗入字里行间，被写者才有骨干，才有血肉。推而及之，为前辈学者专家们拍摄肖像又何尝不是如此？遂登门实践，在他老人家的纸帐铜瓶室，力求拍摄出形神兼备的肖像。如今观之当年拍摄的数帧，颇有些自鸣得意，以为是在实现“寓人物精神于形象结构，蓄肖像意境于光影格调”的艺术理想。当然，在我的摄影之路上曾经对此有过短暂的自我否定并追逐夸张奇怪的技巧，但很快由迷失而回归，大约与受过郑先生“亲切有味”的审美观教育有些关系。

　　就在上两个月，柏伟君邀我选编一册郑逸梅先生专门撰写人物掌故的选本，可说是正中下怀。其实“光阴似白驹之过隙”，早在十年前的2006年曾编过一个郑先生散文选本《纸帐铜瓶》，目下这个选本就是我编郑先生作品的第二种。当然我还有理想，希望能有机会再作一本经过多年在旧刊上寻访裒辑的集子。

　　郑先生仅撰写人物所刊印单行本有十余种之多，起码在三百万言以上。他前期述写人物，基本上是以俗尚的文言笔记体，都是短小精悍之小品，并得“补白大王”雅誉；后来所用语句演变为半文半白，及至老年时期，尤其是1980年代，应香港和内地杂志约稿，能不受字数限制，所作大都以白话文记叙且篇幅较长。此次由我来选编，除了注重体现史料性、知识性、欣赏性、趣味性，还兼顾每一篇的篇幅之长短，取其折中。我注意到，郑先生尤以撰写清末民初人物为主要，可还是写了许多现时人物，有其老朋友，还不乏后生，如《陆康艺事数从头》、《雕纽后起之秀杨忠明》，还有写他的长孙女《我来谈谈郑有慧》诸篇，这些文章都以白描涉笔，勾勒出鲜明生动的形象。此外，他撰写人物掌故常有穿插一些被写者趣事的习惯，像《奇遇“郑逸梅”》，很是清娱有趣，我亦编入本书，多少有些“为趣味而趣味”，用沪语来说是“好白相”矣。

　　《照影留痕忆旧游》编后小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