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潘达于,新婚三个月就守寡，却用一生守护夫家的旷世奇珍。这位潘姓女子为何为新中国捐了一个博物馆？
还记得央视《国家宝藏》吗？节目中，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大克鼎无疑是一大亮点。它是青铜转变期的典型代表，清朝末年就跟大盂鼎、毛公鼎并称为“海内三宝”。
大克鼎有290 个字铭文，记录了鼎的主人是一位西周的膳夫（宫廷厨师长），名叫“克”。大克鼎的铭文是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文献，对于研究西周时期的职官、礼仪、土地制度等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国之鼎，家之藏。说起这件国宝，离不开苏州潘家藏鼎、护鼎、捐鼎的动人故事，真可谓荡气回肠，可歌可泣。
收藏世家
潘家是苏州彭、宋、潘、韩四大望族之一。潘氏祖籍在安徽歙县，其中一支迁到苏州定居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年仅24岁的潘家子弟潘世恩进京赶考，一举夺魁中了状元，以后在京师官运亨通达50余载。先后当过学政、尚书、左都御史、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一生受皇帝恩宠，赏赐甚多。
潘世恩共有五个儿子，嫡系孙辈中有一支为潘祖荫、潘祖年两兄弟。
大盂鼎于清朝道光初年在陕西岐山礼村出土，最初被岐山富绅宋金鉴购得，后来辗转到清大臣左宗棠的手里。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左宗棠被谗言所伤，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援手，上奏咸丰皇帝力保左宗棠，左才获脱免。
潘乃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大盂鼎后遂以相赠，以谢当年搭救之恩。而大克鼎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后，首先被天津人柯劭态买下，潘祖荫又用重金从柯氏手里购得，成为大克鼎的主人。于是，二鼎团圆，两件周朝时期最大的青铜器齐聚潘府，成为当时京城的一大新闻。
潘氏家族的辉煌在潘祖荫手里达到了顶峰。潘祖荫自幼极富天赋，又勤奋刻苦，涉猎百家，精通经史，咸丰二年(1852年)壬子科殿试得探花，时年23岁，后来历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等。精通金石书画的潘祖荫以“滂喜斋”的古籍善本和“攀古楼”的铜器收藏闻名于世。
潘祖荫一直无后，他在北京去世后，遗留下了大批收藏文物，后由弟弟潘祖年秘密赴京押运回故乡，存放在苏州南石子街的潘家旧宅中。这批文物数量之巨相当罕见，仅青铜器就堆放了满满一大房间，另有一大间专放古籍版本和字画卷轴。
随后，潘祖年把两个儿子过继给潘祖荫，但也相继早夭，只剩下两个女儿，家中还是无人继承香火，于是，“老三房”的后代潘承镜被过继过来，成为潘祖荫和潘祖年两家的孙子。
然而，潘承镜过继给潘祖荫后不久也亡故了，只留下了一个新婚仅三个月的妻子潘达于，没有留下子嗣。因此，刚过门不久的潘达于就此挑起了掌管门户的重任，守着大量文物财宝借住在苏州城里南石子街“老二房”的旧宅里。
艰辛护宝
潘达于祖籍苏州，住西花桥巷，原名丁达于，1906年3月出生在苏州。父亲丁春之曾任山西定襄知县，辛亥革命以后返回苏州投身实业，成为苏州最早一批民族资本家的代表。
潘家式微之后，觊觎宝物的人自然就多了起来。清末权臣端方就曾对潘家人百般纠缠，想要“借”走两尊宝鼎。幸运的是，时值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中垮台，端方成了断头鬼，潘家宝鼎才得以存留。
此后，有一位酷爱中国青铜器的美国人漂洋过海，一路打探到了潘家。他提出以巨资外加一幢洋楼来换取盂、克二鼎，但年轻的潘达于不为所动，一口回绝。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叶，国民党当局在苏州新建一幢大楼。某大员突发奇想，要在大楼落成后以纪念为名办一场展览会，邀潘家以大鼎参展。然而此拙劣伎俩被潘氏识破，婉言拒绝了参展。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后，日本侵略军的飞机不时抵临苏州骚扰轰炸。潘达于随家人到太湖边的光福避难。就在八月十八、十九两天，情急之中的潘达于打定主意要密藏这批宝物。她叫来了家里的木匠做了一个结实的大木箱，底板用粗粗的圆木直接钉牢，然后在夜间，搬开住处的地面方砖掘个坑，先放入木箱，把大盂鼎、大克鼎成对角慢慢放进箱子，空当里塞进一些小件青铜器及金银物件，随后盖好箱盖平整泥土，按原样铺好方砖。
书画和部分古董则放进了“三间头”，所谓“三间头”，指的是江南民宅夹弄里的三间隔房，只有一扇小门与弄堂相通，如果小门被杂物堆没，很不容易发现。
当时的藏书有十几个大橱，不好搬动，潘达于请来姐夫潘博山，把书画按宋元明清朝代分类，放到书箱里，装了三十来箱，以及卷轴、铜器等等，搬进“三间头”，小门关严，外面用旧家具堆没，收拾得随随便便。
在潘达于的《自传》中，她记得办好这件大事的参与者是，家里的两个木匠师傅，姐夫潘博山和他的八弟。“我始终在场监督，再没有旁人参加”。后来，为了保密，潘家承诺两位木匠师傅，“潘家养你们一世”。
日本人攻陷苏州后，果然直奔潘家大宅，威逼潘家交出家藏文物，但潘达于和家人在侵略者的淫威面前丝毫都没有动摇。日军前后七次闯到潘家一遍又一遍地搜刮，虽然财物损失不少，但大土坑和“三间头”一直都没有被发现。
1944年，埋在地下的木箱腐烂，泥土带方砖都塌陷下去了。潘达于请人把藏品挖了出来，再用圆木做架，粗绳结牢大鼎，徐徐吊出土坑，然后两只大鼎被安置在一间房间的角落里，鼎里放些破衣杂物，再用旧家具堆没，房间锁死，既不住人也不走人，就这样一直保存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