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园路579弄（中实新村）44号，一幢三层新式里弄住宅，门口铭牌上写着“上海市纪念地点刘晓故居”，默默诉说几十年前的传奇。

　　1947-1949年，全面主持上海地下党工作的刘晓居住于此，1950年出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协助陈毅市长恢复和发展上海经济，1955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88年逝世，赵朴初写挽联悼念：“革命一生难忘据敌腹建奇功，力拔三山有兮；劫波度尽方冀启智囊参大政，心伤四载无言。”

　　“小刘”改名“刘晓”

　　1926年，18岁的湖南青年刘运权考入国立政治大学，第一次来到上海，满怀热情地加入共产党；随后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当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刘运权转入地下斗争，曾两度被捕，面对酷刑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1932年初，刘晓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后来参加长征。

　　在苏区，刘运权有了新的名字。女儿刘松筠回忆，1932年父亲任福建省委组织部长期间，省里召开党代会前登记名单，省委书记任弼时得知大家叫他“小刘”，认为不规范，于是改为“刘小”，又觉得“小”字不太合适，遂改成“刘晓”。

　　1937年5月，走完长征路的老党员刘晓重回上海，负责恢复重建上海党组织。任弼时起的名字，就这样在上海地下党沿用下去。

　　亭子间的“侄子”

　　刘松筠回忆，1947年搬到中实新村前，全家住在劳尔登路（今襄阳北路），楼下是地下党的经济机构协泰商行，为党筹集经费，掩护上海主要领导同志。

　　抗战胜利后，与商行相邻的两幢楼住进有特务背景的国民党接收大员，“父亲觉得不安全，于是决定搬家。”刘松筠写道，当时卢绪章（掩护身份为广大华行总经理，我国对外贸易的奠基人之一）搬离中实新村，便把房子让出来。

　　1947年5月，刘晓全家乔迁新居，一楼是客厅，二楼住妻儿，三楼供刘晓办公居住。三楼亭子间还住着译电员朱志良，对外身份是刘晓的侄子，“方便父亲及时看到中央来电指示”。后来因特务多次骚扰，为了安全，朱志良及时转移了。

　　“经理”实为书记

　　当时，刘晓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而公开身份是关勒铭金笔厂经理兼董事。刘松筠回忆，为防破坏，刘晓提出地下党员要职业化，更好融入社会，便于开展工作。

　　实际上，这处普通人家是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秘密机关。“有一次，几个特务冲进家找卢绪章，母亲说房子是花金条顶下的，不认识原住户……特务又查问父亲身份，母亲说，他是金笔厂经理，到外地谈生意去了。特务们不罢休，立即打电话去厂里，核实后才走了。”

　　《醒世恒言》藏密码

　　1948年，解放战争形势日渐明朗，敌人愈加垂死挣扎。上海局委员刘少文在接头时险遭敌手，他从窗口及时跳下，然后骑车逃脱。

　　刘晓决定把许多干部分散到外地，同时加紧培训，特别注重革命气节教育。3月，他到香港主持地下党干部培训。刘松筠回忆，父亲爱读古典小说，随身携带一本《醒世恒言》，那实际是特殊的密码本。

　　1949年1月，上海局指示地下党将工作重心转入迎接解放，配合接管。3月，刘晓去北平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父亲将材料密写在张大千画册里，和地下党员陆象贤等人乘船北上。一路风急浪高，许多旅客晕船躺倒，父亲却心潮澎湃，夜不能寐，他似乎在茫茫大海上看到新中国的曙光。”在北平，毛泽东赞扬了上海地下党的工作，希望刘晓与从各解放区抽调的南下干部一起回沪，接管城市。

　　“老板”换上军装

　　1949年4月24日，刘晓与接管上海的干部出发南下，在丹阳干部学习班上，他强调注意地下党和部队干部会师的问题。“父亲说，地下党必须配合解放军接管上海，加强团结，向解放区干部学习。”他和刘少文以中共中央上海局的名义，两次发电报给坚守上海的同志，请他们全力支持军代表，执行军管会决定，体现了博大胸怀。

　　5月27日，上海解放。在中实新村家中，张毅和孩子们迎来几个特殊“客人”——“打开门，母亲惊呆了：父亲身穿军装站在门外，身旁是邓小平和陈毅……二哥怯生生地问：‘爸爸，你以前是做生意的，怎么会变成解放军的呢？你教教我，我也要变成解放军。’惹得众人哈哈大笑。”刘松筠在文中回忆。

　　1949年后，刘晓在上海市委机关工作，投身城市建设。1955年初，他离开生活了18年的上海，出任驻苏联大使，投入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