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老维克剧院的舞台

　　那次生日聚会后，我每天都乘火车到伦敦学习一种新的速记法。除了饭后午休，我一整天都要与老式打字机和它们发出的咔咔声为伴。速记法很容易掌握，但打字成了噩梦。

　　只有在周末时，我才可以暂时忘掉可怕的打字练习，和朋友们一起享受美好的休闲时光。2月的一个星期六，我见到了黛安娜，她已是圣托马斯医院的见习护士，与她一起的还有老同学伊丽莎白·常特。我们一块儿去了我最喜欢的咖啡店，一边互相交流课堂笔记，一起讨论着朋友和熟人们。

　　黛安娜突然问：“最近有史蒂芬的消息吗？” 伊丽莎白回答道：“听说了，那可是真糟糕啊，对吧。”我意识到他们谈论的就是史蒂芬·霍金，便问道：“你说什么？他怎么了？”

　　“他住院了，快两星期了吧。”黛安娜解释道，“他走路总是摔倒，据说他连鞋带都系不上了。”停顿了一下，她继续说道：“医生在他身上做了很多可怕的检查，最终发现他得了一种罕见的类似瘫痪的疾病，医生们推测他只剩下几年的生命了。”

　　我惊呆了。尽管史蒂芬的行为有些奇怪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好。在这之前，我从不觉得“死亡”会与我们有什么联系。我们足够年轻，死亡是非常遥远的事情。

　　“他现在怎样了？”我声音略带颤抖地问道。“巴兹尔去看过他，”黛安娜继续说，“巴兹尔说他现在的心情非常低落，医院的那些检查非常可怕，住他对床的一个小男孩几天前去世了。”她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史蒂芬坚持要住公共病房，他说他个人的价值观不能接受独立病房。虽然他的父母极力劝他改变主意，但那也无济于事。”“知道病因吗？”我问道。“不知道，”黛安娜回答说，“他们猜测可能是几年前他去伊朗时接种了未消毒的天花疫苗，导致脊椎感染病毒，不过这都是猜测。”回家路上我一言不发，满脑子都是史蒂芬。

　　大约一周后，我在火车站等待火车时，吃惊地看到史蒂芬挎着棕色帆布背包在站台上闲逛。他看到我时显得很高兴。与之前相比，他的装扮多了几分魅力，有一种古典的学术风，我猜这一定是他从牛津学来的。我们前两次见面都是在昏暗的灯光下，这次在日光下，他爽朗的微笑和灰色的眼睛显得更加迷人。

　　我愉快地和他同乘一辆火车前去伦敦，但我并没有谈及他的病情。我只是说当我听到他住院的时候感到很伤心，他只是点头并没有多说。他表现得就像是完全康复了一样，让我觉得自己如果继续挖掘这个话题实在太残忍了。当我们快到站的时候，他问我周末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去剧院看戏。当然，我回答非常乐意。

　　我们周五晚在伦敦苏荷区的一家意大利餐厅碰面，光是见面的地点就让我感到这个夜晚的奢侈。慌慌张张地吃完昂贵的晚餐，我和史蒂芬又赶去老维克剧院观看一部叫作《狐坡尼》的戏剧，整个行程显得非常匆忙。当我们赶到剧院时，戏剧正好开演了，我们连存包的时间都没有，只能急急忙忙地把东西全塞到座位底下。

　　戏剧十分精彩。从剧院出来后，我们一边等公交车一边热烈地谈论着剧情。一个路过的流浪汉向史蒂芬讨要零钱。他掏了掏口袋，然后有些尴尬地说：“真不好意思，我一分钱都不剩了！”流浪汉看了我一眼，笑着对史蒂芬说：“没事，小伙子，我能理解。”这时公交车来了，上车后史蒂芬对我说：“真不好意思，我连买车票的钱也没了，能不能麻烦你帮忙付一下？”我当时正为史蒂芬今晚花了太多钱，心里有些内疚，听他那么说我当然答应。

　　我翻开手提包，没找到钱包，可能掉在剧院里了。当时的我比史蒂芬更尴尬。我们在下一个红绿灯下了车，一路跑回剧院。大门已经关闭，史蒂芬和我从舞台的侧门进去。整个剧院空无一人，我和史蒂芬蹑手蹑脚地从舞台上走下来，直奔之前的座位，果然在座位下发现了我的钱包。正当我们打算原路离开时，舞台上的灯光熄灭了，整个剧院一下陷入黑暗。

　　“拉着我的手，”史蒂芬从容地说。他拽着我通过长长的过道回到舞台，再找到侧门出去。好在剧院一片漆黑，他才看不到我已经通红的脸。幸好侧门没关，我们俩出来后站在路边大笑。我们竟然登上了老维克剧院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