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事院近日公布201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与去年相比，报名普通职位考试的人数减少了4.4%，报名专业职位考试的人数减少了4.0%。但是其中女性报考者人数为1.2036万人，占报考总人数的35.8%，连续7年超过报考总人数的30%，人数为历史最高值。

　　日本女性积极报考公务员的背后，是女性在求职中处于劣势。而即便进入职场的日本女性，也面临比男性更低的收入、更重的税赋。

　　穷到被迫出卖肉体

　　东京街头来来往往的人群中，年轻女性们大多妆容精致衣着整洁，不说看上去家境富裕，至少也不会觉得她们和贫困沾边。但事实上，其中许多人每天只能吃上一顿饭，夜晚留宿在网吧、咖啡馆等公共场所。这种“看不见的贫困”令人难以想象，对她们来说，贫困似乎成为恶性循环，是无论多么努力都无法摆脱的标签。

　　21岁的日本女大学生小仓（化名）出生于九州，在东京读大学。为了帮父亲还债，她在读大学的同时打着两份工，平时在私塾当老师为学生讲课，周末就在繁华街道上接客赚钱。“半年前我开始在风俗店打工，那个时候我会想，自己才21岁，做这种工作真的好吗？而如今，我已经没有余力再去思考这个问题。”小仓看起来是一个沉稳理智的女性，也长得很漂亮。但从忧郁而疲倦的面容中可以看出，她已经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

　　小仓独自居住，房租每个月要花6.3万日元。家里从来没有给过她任何经济上的支持，相反，她每年还要给父亲的银行账号打去20万日元补贴家用。2年前小仓开始在私塾讲课，但微薄的兼职收入完全不够日常开销。于是，经济拮据的小仓决定去风俗店从事色情行业。

　　小仓的母亲在她读中学时因病离世，留下父亲、小仓和妹妹一起生活。“父亲因为我和妹妹的生活花了不少钱，经常朝我们发火。甚至有一次大吼‘真希望你们都去死’，还用手掐我的脖子。”小仓的父亲53岁，是一名个体经营者。小仓在大学里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获得了日本学生支援机构提供的两笔奖学金，每个月可以拿到18.4万日元，但都被父亲拿了去。

　　在日本，像小仓这样的贫困女性不在少数，尤其是婚姻家庭破裂后带着孩子的单亲妈妈，甚至会被迫踏上出卖色相的不归路。

　　日本NHK电视台2014年录制了一档反映贫困女性的纪实节目《女性贫困：新连锁的冲击》。节目采访了一群挣扎在生存边缘的贫困女性，她们的生活让人心酸不已。其中有一对无家可归、每天留宿网吧的贫困姐妹，一天只能吃一顿饭，还是姐妹俩分食一个面包，而她们母亲的微薄工资也不足以支持她们的日常开销。当电视台采访姐姐时，她表示只希望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贫困单亲家庭的孩子往往同时打好几份工，最后却发现，即便从早忙到晚，依旧无法解决温饱问题。高昂的生活成本让不少日本贫困女性走向堕落的深渊，因为从事色情行业报酬更为丰厚，所以选择出卖尊严和肉身的女性不在少数。曾经有统计显示，日本女生的援交比例为30%，而高三女生的援交比例高达44.7%。其中确实有一部分人是为了刺激好玩，或是想赚钱买奢侈品，但大多数还是因为贫困到了绝境。

　　未婚女性求职不易

　　日本女性为什么越来越穷？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

　　默认“女性就应该呆在家里当全职太太，不用出去赚钱”的文化，催生了日本社会对职业女性的打压。对于未婚日本女性而言，求职时一定要说的一句话是：“我一定会平衡好工作和育儿的关系。”考虑到育儿后大部分日本女性都要回归家庭放弃工作，她们在求职时就已经处于劣势。

　　然而，即便获得职位，日本职场上对女性的打压与排挤，也会让这些年轻的姑娘喘不过气来。2016年轰动一时的高桥自杀案，足以说明日本职场的阴暗面。

　　24岁的高桥颜值高、能力强，从东京大学毕业后来到日本最大的广告传媒公司电通工作。但不久后她便患上抑郁症，最终选择自杀。在发病前的一个月里，她加班时间超过105个小时，还被上司责骂偷懒，被嘲笑没有女性魅力。她在社交网站上的留言流露出她的失望：“我已经分不清人生是为了工作而活，还是活着就是为了工作。”“完全不想工作，每天就睡两个小时。”“休息天不休息，还被上司骂偷懒。”“干脆死了算了。”这一行行触目惊心的留言持续到12月25日，她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已婚女性被迫回家

　　或许鼓励女性回归家庭并非日本政府本意，但是一些政策间接导致了这种结果。

　　比如日本的“配偶者控除”政策规定，夫妻中一方如果不工作，可以享受税收减免优惠；如果一方收入较低，每个月的医疗保险费和养老金可以免除。而如果夫妻双方都工作且收入较高，生活成本也会相应提高。比如同样送孩子去幼儿园，收入高的家庭要比收入低的家庭交更多学费。加上女性进入职场后缴纳的所得税要比男性高，考虑到家庭成本因素，许多日本女性只能选择回归家庭。

　　已婚女性的职场生存环境也很糟糕，因为公司各处都会有人酸溜溜地说“都已经结婚了还占着位子不走，我们还要看年轻妹妹”之类的话。而一旦她们离开工作岗位，短暂回归家庭，想要再重返职场却又变得难上加难。

　　所以，合同工、派遣员工等日本职场新的雇佣形式应运而生。这些雇佣形式就是专为想打点零工补贴家用的女性而设计的，特点是没有转正或晋升的机会，工资也比正式员工少得多。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旦家庭出现问题，比如丈夫离世或夫妻离婚，对于没有经济来源又无法重返职场的日本女性来说是巨大打击。她们只能打三四份零工养家，但这其实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再加上大多数日本夫妻离婚后，孩子都是判给母亲，孩子的抚养问题也加重了单亲妈妈的生活负担。而女方从男方获得的赡养费微乎其微，有时提供赡养费的要求甚至会遭到拒绝。

　　一些性交易场所嗅到了这些女性困境背后的“商机”：给单亲妈妈提供保育费减免及育儿一条龙服务，只要她们去夜店打工。色情行业瞬间成为贫困女性的“救命稻草”。

　　改革之路缓慢艰难

　　贫困是代代延续的怪圈，贫困的单亲妈妈一般无法给予孩子足够的教育机会，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后代同样甚至更加贫穷。即便贫困家庭的女孩省吃俭用到处兼职，努力赚钱读书，试图改变贫困的命运，最终会发现大学毕业后根本找不到工作，自己却已经负债累累。

　　日本各大媒体的报道让人们将目光聚焦到这些贫困女性身上，意识到身边“看不见的贫困”有多严重。而日本政府，正在走上一条缓慢而艰难的改革之路。

　　为促进女性就业，日本早在1985年就颁布《男女就业机会平等法》，规定企业不得以结婚、生育为由解雇女员工，禁止男女机会不均等现象存在。但事实证明，长期深入人心的男女地位不平等的观念，在日本企业内部还是随处可见，并没有因为法律规定而彻底消失。

　　上文提到的“配偶者控除政策”规定，夫妻一方收入小于103万日元，另一方就可以获得税收减免。今年，这项措施得以修订，将103万的收入上限上调至150万日元。这一调整看似放宽了对家庭主妇的收入限制，但实际上只是丈夫的税款得到减免，妻子需要缴纳的税款额没有发生改变。更何况，职业女性还要面临住民税、所得税、社保税等几座税收大山。随着收入提高，女性身上的社保负担越发沉重，女性远离职场的现状难以得到彻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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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职场男尊女卑

　　为逃避《男女就业机会平等法》，很多日本公司采用“不同岗位类型”的人事管理制度，即在招工时将职员分为“综合型”和“一般型”两类，并依此加以使用和管理。

　　所谓“综合型”职员主要担任较复杂的业务工作，可望经过培养成为公司干部。所谓“一般型”职员则主要从事比较简单的辅助性工作，基本很少有晋升为干部的可能。男性职员通常被列为“综合型”职员，可以获得更高的薪水以及更多的提升机会。而绝大多数女职员被列为“一般型”职员，不仅薪水低于正常标准，而且提升机会十分渺茫。

　　联合国去年公布的研究报告称，日本在女性获得权利方面位居发达国家之末。日本女性平均薪水仅为男性的44%，是发达国家中最大的性别收入差距。1980年至2016年间，日本女性员工比重从37%增加到41%，而高层管理职位中女性人数仅从1%增加到2.8%。

　　儿童入托难解决

　　日本政府也曾考虑通过解决儿童入托难来“解放”女性，让她们有精力投入职场。日本首相安倍曾宣布要解决儿童入托难问题，并宣称将在育人方面投入2万亿日元。安倍计划到2020年3至5岁儿童的幼儿园及托儿所将实现免费，低收入家庭的0到2岁儿童也实行免费入园政策。同时大幅增加从2017年开始实施的补贴型奖学金，扩大减免学费范围，减轻低收入家庭学生负担。

　　日本共同社将这一改革称为“育人革命”，但口号如此响亮，真要解决这一长期折磨日本社会的难题并不容易。日本保育园和获得国家认可资格的幼师数量严重短缺，使得“待机儿童”问题日益严峻。去年日本全国上不了幼儿园的“待机儿童”达2.6万多人，比前年增加2500人，连续3年保持增长。

　　曾经有一位想要重返职场的日本妈妈，因为孩子排不上保育园名额而抱怨道：“要是上不了保育园，日本就去死吧。”这句话引起广泛关注和共鸣，甚至上万余名日本妈妈联名上书国会，要求完善保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