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表示，截至去年底，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超过了250万亿人民币，居于全球第一位。全球十大系统性重要性的银行，中国占了四家，利润和资本的指标都居于前列。中国股票的总市值在世界居于第二，债权市值在全球居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整个资本市场和债权市场的结构、广度、深度和发达国家趋于一致，保险业按保费收入已居全球第二。中国的移动支付和许多金融创新在全国和全世界都是居于领先水平。易纲同时强调，“我们追求的不是规模的大小，更重要的是高质量、高效率、安全可靠的金融服务。”

　　此前，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宣布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提出三条原则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在当天举行的金融街论坛上，易纲对上述三条原则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他表示，第一条原则，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首先，金融本质上是服务业，通过金融服务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节约时间。概括起来，金融服务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配置资源。金融通过资金的融通传递消息，发现和决定资产的价格，提供流动性，这样能够提高配置资源的效率。二是管理风险，金融是通过大数定律提供专业的服务，套期保值、降低风险、分散风险，从而达到管理风险的目的。其次，金融是一个竞争行业。金融是多元化且多样化的，有许多机构提供金融服务，所以必然要引入竞争，要竞争就必然要开放，对内对外都要开放，通过竞争，中国的金融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因此，无论对内资还是外资，只要能够改善金融服务，都要鼓励进入，所以要遵循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原则，对各种市场主体一视同仁，都可以依法平等进入，在同等条件下竞争。

　　第二条原则，金融业对外开放将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也可以把这三件事说成三驾马车。”易纲表示，灵活的汇率机制是整个经济的稳定器，也是国际收支调节和跨境资金流动的稳定器，有了这样市场化的汇率机制，很多风险可以不断释放，不断有效配置资源。同时，资本项目可兑换也要同步进行，只有实现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金融业实行双向开放，我们的汇率形成机制和整个金融业才能协调发展。在这个实践的过程中，金融业的开放、汇率形成机制、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度时快时慢但总体上必须是相协调的。在中国，这一过程是渐进的，稳步向前推进的。在处理中国的金融对内、对外开放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三驾马车”之间的关系。

　　第三条原则，在开放的同时，要重视防范金融风险，要使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开放度相匹配。随着金融的开放，会出现跨市场、跨地域、跨国界的资本流动，而且会产生很多的金融创新。提高金融的开放水平，必须要提高金融的监管能力。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在监管到位的情况下，金融开放才能够起到促改革、促发展的作用。所以，在开放的过程中一定要加强监管，使监管能力和开放水平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