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读《夜光杯》纪念陈从周百岁诞辰的《郁郁乎文哉》一文，作者是同济大学出版社首任社长余安东教授。安东社长是我当年从学校毕业入职出版社的业师，建社初始筚路蓝缕，不少从院系转型来社的老师也是一边探索一边扶掖后生，其间甘苦参半，我亦多蒙教益。而彼时社里多有饱学彦士，出版社也是学校的教授们常来之地。犹记得当时总编洪建华先生银发染鬓，面容慈和，为人谦恭、问学严谨，虽是工科出身，然时在我的审读报告作批阅意见，引经据典，指谬匡误，多有援引康德、黑格尔之论，令我这个初出茅庐者惊讶而叹服。后洪老师离开出版社时赠我一本《圣经》，题“施者比受者更有福”的箴言，念兹在兹，情深意长。

　　让我念及的还有已经往生的王利老师，他是著名新闻学家王中的公子。他曾因为右派的父亲被“分配”到福建地质队多年，在大山里栉风沐雨，吃尽苦头。我与他也是忘年交，常去往他复旦第一宿舍的住家吃饭，在他那里也见到不少复旦的教授相过从。戴厚英老师就是常客，听他们说家长里短也是一桩开心事。可惜，天不假年，王利老师已故去，每每念及，心有戚戚。

　　安东社长思维敏锐，知识广博，是当时学校正当年华的结构力学教授。初见时觉得他怎么辨才无碍，偶尔为文也是文釆斐然，必有缘由。后来晓得他确是名门之后。父亲余上沅是民国时期国立剧专校长、中国现代戏剧奠基者之一。母亲陈衡粹女士是中国第一代女留学生陈衡哲的胞妹。有一日，要去德国做访问学者的安东社长对我说，“我带你去见我妈妈，你是学文学的，可以在她那里了解到不少现代文学的轶闻旧事”。后来，我时常陪当年己近九秩的衡粹老人走访旧识和学生，知道一些新月派文人的故事。也由此，我写下了关于余上沅戏剧生涯的长文，是最早为余“平反”其戏剧界地位的文字。也由此，我写了他们的故知梁实秋与陈衡粹的书函往来。去年，安东社长返沪，我趋前探望，他取出一帧衡粹女士所绘的小写意花卉，雅逸之致，汩汨而出。睹物思人，感喟系之。

　　安东社长今写老夫子从周先生，披文入情，生动盎然。当年身在同济，也多有机会与老夫子接谈。从周先生喜来社与我们寒暄一刻。记得在三好坞撞见，他会拉你在圆石凳上就座，用一口杭州官话发一通文人的“牢骚”，指斥所见的种种不文化之类。记得当年老夫子所赠的“兰竹”几幅，今已不知所终，是为遗憾。不过真正遗憾的是当年未能为陈老夫子编上几本书，这个专利被他“安”在出版社的“内应”，他的弟子张小岗兄“垄断”了，今之想来，至憾。

　　岁月苍狗，三十多年前同济旧事，历历在目。顷读安东社长文，属笔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