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结束后，父亲把我们一家老小从苏州乡下接回上海，安顿在了老城厢西仓桥街的一栋石库门里。那年我11岁，除了背诵祖母默写下来的《三字经》《神童诗》《古文观止》等，并没有上过正规的小学。1948年，我考取了离家不远的敬业中学，父亲对此十分满意。要知道，当时上海只有四所象征最高教育水准的公立中学——上海、格致、育才和敬业。而就在一年多前，我还是一个连open your book都听不懂的乡下孩子。

　　敬业中学有着200多年历史，在老城厢久富盛名。在我的敬业求学岁月中，有几个老师让我印象深刻。数学老师许渭泉有三项绝活：画圆不用圆规，拈只粉笔，一画就是一个圆；板书常常这里写一些、那里写一些，但到下课时一看，重点一个不差；上课铃响了进门，布置完作业下课铃响，不拖堂一分钟。能把一节课安排得如此巧妙，真是不简单。另一位是初中语文老师石少逸，是他真正把我引入了文学的世界。那时，学校布置过一篇关于人物的作文，我很想写写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一名记者，经常需要夜间赶稿。石库门的通风条件不好，常常是前楼人抽一支烟，后楼人都熏得咳嗽。父亲怕抽烟熏着我，经常在文思不畅时，独自下到天井里抽烟。昏黄的灯光把父亲的背影照得朦朦胧胧，我总是凝视着这样的背影慢慢睡去。为此，我写了一篇作文《父亲的背影》。石老师看了我的文章，特意将我叫去办公室，向我推荐了朱自清的《背影》。文章中的情感引发了我强烈的共鸣。由此我知道了朱自清，也知道了传统中国父子间深沉却不轻易揭开的情感。

　　慢慢的，前楼的书桌再也不是父亲的专属，也成为我勤耕苦读的一方田地。就这样，在石库门前楼和敬业中学间来来回回了六年，1954年，我迎来了高考。当时，高考要先体检。我在体检中被告知“色盲”，告别了我最喜欢的化学专业。填报志愿时，我意志消沉极了，随手抓阄了一个专业——历史，就填上了。8月15日放榜当天，母亲催促我去买份报纸看看。母命难为，我来到离家不远的老西门邮局。那天的邮局门口人头攒动。仔细一瞧，还有我的几个同学。他们居然前一天晚上就在邮局门口等开门。8点整，人群涌入邮局，人手一份《解放日报》出来。那天的《解放日报》有两大张半，其中一大张半是录取名单。我看了一大张的华东区录取名单，复旦大学历史系没有我，南京大学历史系也没有我。我沿着文庙路回家。这条路我曾走过无数遍。一侧是令我无比留恋的母校，一侧是历代文人推崇的圣地——文庙。看着密密麻麻铅字的报纸，我的心却是空落落的。

　　刚踏入天井，妈妈已经焦急地等在那里。“邮递员刚送来一封信，你快打开看看！”我接过信，看到上面写着“上海高等教育委员会”。拆开信封，“北京大学”四个字赫然引入眼帘。我诧异地找出那半张报纸，果然在外区录取名单里，看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李更春”。小小石库门出了一个北京大学学生，这个好消息虽然没有经过父亲的笔，但也如一条大新闻，从天井传到前楼，传遍整条弄堂。

　　十日谈

　　上海老城厢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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