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郑重 在上海《文汇报》从业40年，现已退休，写一些回忆老同事、老朋友的文章，歇脚为安。

　　回忆是人在内心中对往事的重温，只要打开心扉，往事就会一件件地呈现在眼前，而我的许多采访往事，不只是蕴藏在心中，而是留存在笔记本中，因之对采访往事的回忆，还要揭开那一页页的笔记本，那些往事才会跳入眼帘，把我带进温馨而又有几分遗憾的回忆中去。“两弹一星”采访札记，便属于这类文字。

　　一

　　所谓“两弹一星”，即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导弹又称运载火箭，能把原子弹运向远方，把卫星送上天空，也可以说是一弹、一箭、一星。这是一个神秘的领域，每次发射，除了新华社发布的公报式新闻，很少有详细报道，这表明新闻记者无法涉足这个领域。特别是1980年5月18日，中国发射的洲际导弹成功飞向太平洋，苏联人对美国人说，白宫在中国导弹的射程之内；美国人则说，中国导弹瞄准的是莫斯科。由此，中、美、苏三角的国际战略格局形成了。我的笔记本上留下了这时的振奋心情：如果我去采访，写一篇《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报道，连报道的题目都想好了。但是北京新闻机构的记者都不能采访并作详细报道，何况我这个《文汇报》的记者呢，只好望洋兴叹。

　　我是一个有了采访想法就不会轻易放弃的记者。我开始寻找进入“两弹一星”领域采访的渠道。这时我想起平时称之为“漫老”的曹漫之，他是革命老干部，和谷牧、李耀文、王一平并称为山东胶东解放区“四杰”，“文革”期间被打倒靠边，我们成为书画玩友。他是李耀文的入党介绍人，而李耀文此时又是国防科工委的政委，通过他的介绍或许能进“两弹一星”领域采访。于是，我专程去拜访这位“玩友”，对他说：“漫老，我想去国防科工委采访。”他是一个明白而爽快的人，一拍胸脯，说：“行，我给耀文说说！”不久，报社就接到市委宣传部的通知，同意我到国防科工委去采访。本来，在我看来难于上青天的一关，怎么就轻而易举地就打通了。实际上不是这样容易，在我接到通知之前，有一个严格的政治审查。当时我并不知道，若干年后我住在杭州汪庄，恰巧上海市委的领导黄菊也住在那里，湖畔散步时和他们相遇，王力平书记对我说：当年你去采访导弹原子弹，还是我给你做的政治审查。

　　报社决定，水渭亭和我结伴同行。水渭亭是位小说作家，从上海作家协会调来。我们都在报社经科部工作。7月3日，我们乘14次火车赴京。到了《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安排好住的地方，即按照漫老告知的电话号码，打到李耀文政委办公室。隔日，国防科工委政治部副主任周吉一就专程来看我们，并告知我们采访的安排，先从七机部一院开始。我们就随车前往。一院，当时都称之为东高地，搞导弹运载火箭研究，地点在南苑。到一院我们在招待所住了下来。看到戏剧家沙叶新、上海电影厂的编剧叶丹、高型及导演张鸿眉都已经到了。我虽然没有问他们是怎样进来的，但我猜想可能和我通过漫老打开的渠道有关。

　　几天后，国防科工委主任张爱萍将军及李耀文政委和科学家钱学森在国防科工委接见了我们，对我们的采访写作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张将军谈话温文尔雅，除了讲些中央对“两弹一星”的决策波折及科技人员的献身精神，还特别强调：可以向你们大开采访之门，想去哪里采访都可以，但写作时要注意保密，还是搞文学创作好，可以虚构，写纪实作品就比较困难。一些专家的姓名不能公开，一些技术也不能写。

　　这次接见之后，叶丹、高型和张鸿眉转移到适合于拍摄电影的酒泉卫星发射场去了。我和水渭亭仍然留下来，继续采访。

　　从1980年7月到1981年5月，我们先后采访了北京南苑导弹研究院、白石桥卫星研究院、房山原子核研究所，对外称四〇一所，后来转移到四川，在峨眉山下采访了高通量反应堆，这里本是搞核潜艇的，后来转向原子能发电研究。接下来就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即邓稼先任院长的原子弹研究院，最后又转到酒泉卫星发射场，这个地方允许公开报道。我们写了《在卫星起飞的地方》，共十一篇，在《文汇报》上连载。

　　二

　　从酒泉卫星发射场回到上海，水渭亭被调去编《文汇月刊》，只剩下我一个人，还要不要继续采访？既然国防科工委已经向我们打开闸门，不能轻易就退出，把已经打开的门再关上。我一个人又继续在国防科工委系统采访，断断续续花了一年时间采访，没有写出像样的东西，如何向被采访者及报纸读者交待？我把内心的犹豫向部主任张煦棠说了之后，我们又一起向副总编辑陆灏汇报。陆灏说：你不要心存顾虑，我们没有逼你写东西出来，多积累一些对你有好处，现在不能写，将来总有能写的时候，继续采访，不要遇到困难就放弃。他转而又对张煦棠说，就把他放在你们部里，归你领导，你也别逼他。张煦棠说，我没有逼他。这样，我仍然在经科部，除了写些重点报道，还是经常和国防科工委联系，进出于一些研究学院。1984年，我参加了西昌同步卫星发射的采访，写了报告文学《天上人间》。中国航天事业真正进入太空是从这里开始的，这里开启了中国航天史上新的一页。

　　我们的采访生活很紧张，除了白天采访，有时晚上也要采访，每天都要采访三五人。我们采访的人有的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留学欧美、新中国成立前后归国的专家，有的是五十年代留学苏联归来的专家，有的是新中国培养的中青年专家，有的是有业务专长的技术工人，应该有数百人次。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受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元勋，在我的采访札记中都涉及，其中有15位是我们直接采访、促膝交谈过的，他们是：于敏、王淦昌、王希季、邓稼先、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陈能宽、杨嘉墀、钱三强、钱学森、钱骥、黄纬禄、屠守锷、程开甲。在采访时，我确实感到群星灿烂，每颗星都在闪闪发光，照耀着美丽的天空，感受到的不只是他们的智慧，更是他们的品德，他们把自己的事业和祖国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共同做着强国之梦。每当我听到他们“献了青春献自身，献了自身献子孙”的奉献话语时，心中总是酸楚的，眼角会挂着泪水。

　　我们写的《在卫星起飞的地方》在报上连载后，引起海外新闻界的关注，据说日本报纸发表评论认为：这是中国报纸首次公开报道导弹卫星发射内幕。我没有去查。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但对我来说，这样的报道很不满足，我不想被保密束缚住手脚，要突破保密的限制，使报纸宣传向前再跨越一步，于是我又写了报告文学《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记》，全文约三万字。原子弹的研制保密要求很严，我想只要冲破这一关，就可以写出许多报道来。我把排字稿用精纸打印成“文汇报送审稿”的格式，通过周吉一主任送到张爱萍将军那里。

　　几天后，张将军约我面谈，周主任就把我带到张将军的住处。张将军完全是军人风度，腰板挺直，正襟端坐，拿着稿子对一些段落发表意见，从他的耐心和细致中，我满怀稿件见报的希望，我专注听他谈修改意见。我不怕改稿，只求他能同意发表。张将军最后的结论：稿件牵涉一些保密问题，不能发表。我还是想力争按照他的意见进行修改，修改稿送给他审阅。他说：你实在要坚持发表，我也不能作主，稿件要送中央，经中央批准才能公布稿件的一些材料。我知道稿件能不能发表，他是完全可以作主的，只是用要送中央审查来表示他的坚决。我意识到冲破保密很难，也就很识相地不再坚持。临别时，张将军送了我两幅他的书法，并极为亲切地关照说：不要写报告文学了，还是搞文艺创作，写小说吧！

　　用这样的题材写小说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在我们采访期间，只看到两部与此题材相关的外国作品。一部是苏联电影《训火记》，是写火箭研究者生活和工作情景的，另一部是美国类似纪实的小说《比一千个太阳还亮》，是描写研究原子弹科学家生活的。我想美国及苏联的作家们，也为这个领域的神秘所吸引，试图在这方面进行创作的尝试，但都没有取得成功，这两部作品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何况我这个没有写小说天赋的新闻记者。

　　在采访的日子里，我们也不止一次地议论到写小说的问题。水渭亭是作家，是写小说的，在采访时，他和我关注的角度不同，我关注的是事件，是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波折，他关注的是人物，诸如人物的细节、性格、语言的特点及生活中的小事。但是我们遇到的采访对象不大谈自己的命运或生活的琐事。所以，有时一天采访下来，水渭亭总是要躺在床上，长叹一声，说：“没有人物！”他又多次构思，但形成不了作品。最近和水渭亭相遇，谈到当年采访的往事，他似乎找到一些当年的感觉，准备写小说了。

　　2000年以后，陆续出现了国防科工委青年专业作家的一些作品，并且拍摄了多集文献电视，也都是记录研制原子弹、导弹及人造卫星情景的。从他们作品中，我感到他们冲破了保密这一关。时代在发展，三十多年前的秘密，今天已经不再是秘密了，不只是科技人员的姓名不保密，连他们的研究课题及所使用的仪器、研究环境，也都被如实地记录了下来，还公布了当时的绝密文件，都是作为历史遗存被记录下来，和我当年采访得来的资料比较，已向前突破了一大步，内容也丰富得多了。

　　三

　　显然，我的“两弹一星采访札记”已经成了过时的东西，失去了它原来应有的意义和价值。但是敝帚自珍，我还是把珍藏三十多年的笔记本从箱底捡了出来，虽然有些杂乱，我还是一本一本地翻着，那上面还留存着我和被采访者的体温，似乎听到了他们心脏的跳动声。经过上海博物馆许筱江女士细心的整理，花了不少时间输入电脑，形成可以阅读的文字。上海新闻出版博物馆（筹）王京芳女士看了稿子。她们都从博物馆收藏的角度审视，认为这些行将湮没的记忆，有留存在世的价值。

　　如今，真的要这样做的时候，我又有些诚惶诚恐了。我习惯把大的采访当做一项工程来做。采访前，我会做一些资料的准备；采访时，我是白天采访，晚上回忆，像过电影一样，看看哪些事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些留下印象的事，应该是读者也会欢喜的，我就把这些事实写成札记。我在写稿时，不要再翻笔记本，只要看札记就行了。“两弹一星”采访札记就是这样留下来的，每天采访结束，晚上在住地把回忆写成札记。这些札记整理出来之后，我送给渭亭兄看过，他那时对我说：你记的和我写的日记不一样，并给我讲了一些表现人物性格的细节，那些细节都是我的札记中不曾记录的。这种“不一样”是完全可能的，他是作家，我是记者，采访时所关注的重点肯定不一样，比如他注意的是细节，我注意的是事件，他写的是日记，我写的是札记。我曾经突发奇想，如果能把渭亭兄的日记和我的札记合编成一本，可以互补，肯定更有意义，也更好看。我知道他现在每天都伏在电脑前写作，不知是否写这方面的小说，如果把他写小说的素材和我的札记编在一起，殊为可惜，这不是强他所难吗？所以也就没有向他提出来。

　　我之所以诚惶诚恐，是因为我当年采访的科技人员，有不少已驾鹤西行，更多人已进入耄耋之年，与我一样年迈。如今我真想重走当年的采访之路，和他们再见一面，把记述他们的文字请他们审读修改，或者读给他们听听，不仅重温他们的强国之梦，更可以把握事物的准确性，但这已经是无法实现的非分之想了。我一边在读这些札记，一边在想，有没有把他们的名字搞错？有没有把他们的事情搞错？有没有他们不愿意公开的东西？这样就越想越不安了。但我又不甘心让这些札记束之高阁，没有人会知道他们的奉献，特别是那些普通科技人员。我只能在内心呼喊着：请相信，你们的强国之梦，你们顶着压力的骨气，你们奉献自守的情操，会通过我的札记传递给真诚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