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个未曾停止过移民步伐的城市。土生土长于城中，我的口音已是一腔滴滴刮刮的阿拉音调，但对远方的祖籍福建连江，总是心有千千结。

　　祖父早逝，30岁出头的祖母带着姑姑从老家到上海谋生，能干的她做得一手好菜，靠着过硬的手艺立足并养大了姑姑和乡下的父亲。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缘结同样从福州到上海的母亲，因祖母不擅长讲沪话，福州方言便在我们家成为第一用语。

　　祖母总能以普通的食材做出精致的闽菜，饭桌上常能看到自产的油酥肉松、鱼松、扁肉燕和红糟鳗鱼，尤其在过年前夕，打鱼丸、蒸糖粿、做卤肉、煮粉干是老家的迎新习俗，仪式化的过程一直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当年，我们住元昌里老式里弄三楼。深秋，园丁们为雁荡路的梧桐树修剪枝杈，祖母便捡来一截截树枝，堆在晒台上风干，又弄来了水泥和石灰粉，将锈了底的搪瓷面盆垒成了一只小炉灶。腊月里，凭证供应的红枣、花生、糯米一一购齐，只见她搬出藏在案桌下沉沉的石磨，糯米浸上两三天后，一勺一勺小心地舀进石磨顶端的洞口里，汩汩的白色米浆顺着转动的石磨边缘缓缓淌下，流入沟槽口绑紧的米袋，不一会浸在水中的米袋便胀得鼓鼓的。磨床发出的刷刷声响，我好奇地坐在边上这儿摸摸那里按按，忍不住抢过木柄像模像样地磨上几把。米浆滤水后被压实成浆块待用。然后垫上白纱布后再剪几片粽叶，浆块加入压碎的红糖板和着水拌成浓浓的浅咖色甜浆，倒入蒸笼放入黑铁大锅。之前打造的面盆炉灶登场了，引火、吹拨，火苗就从柴木间蹿了上来，不一会儿，笼中那带着枣香的甜味夹杂着蒸汽弥漫了整个小楼，不费一分煤气，红糖粿做好了，是全天然的制作。冷却后深蜜色的糖粿吹干、切块，祖母拉着我穿街走巷把这份家乡的年味分送亲友。听着他们用熟悉的乡音叙着家常，听觉、味觉、视觉里满满的是对祖籍的归属感。

　　新年的圆台面上，煎炸的糖粿夹上卤肉片和鱼圆汤,永远都摆放在最中心的位置，口福之享串起了关于福建的记忆，微微粘牙的红糖粿也成了原乡的符号。

　　在祖母的膝上，我常听她娓娓道起很多连江的故事，若有所思的神情里藏着淡淡的愁绪。因是家中长女，太祖母命她7岁起去学织带以养家，但也逃避了被裹足的命运。我小学一年级的一个下午，祖母虔诚地拿起我的语文书端详着，让我以后教她读书识字，70多岁的她对读书的向往之情可谓真切，现在想来那一幕都令我动容。自然而然地我学会了据说是中华语言中难度指数颇高的福州话，用方言诵念趣味十足的福建童谣，虽然不能和正宗乡音媲美但已足够让人自豪。

　　福建人的吃苦耐劳、漂泊和抱团的基因深植在一个上海六0后的血脉里，虽然没有生于斯长于斯，常常，我自豪于自己是福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