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教育系统实施的“一村一幼”的幼儿班”项目是这样的：这一年龄段的小孩没人带，培训当地农村的初中生，已婚的女性，她们有孩子了，比较稳定。在上海某慈善基金会协助云南计划的活动中，我认识了一些热心投身公益事业的年轻人。他们受过好的教育，有着善的理念与讲究奉献的人生计划，能吃苦，有见识，他们公益的脚步，甚至从国内走到国外……他们别样的人生使我感动。

　　李建才：防艾宣传，幼儿教育，什么都干

　　李建才今年33岁，云南大理巍山县人。瘦瘦的，戴着一副眼镜，从昆明市到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下面的富宁县去看幼儿班，他一路陪同。起初并不在意，途中闲聊，他说几次参加跑完马拉松全程的活动，我就肃然起敬了。

　　2007年他从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学的是小学教育专业。他不想当老师，就到社会上去找工作，去考试，考过两次，有一次进入面试，但人在外地没有回去。后来朋友介绍他去一个全球基金组织，做疟疾、肺结核和艾滋病的防治宣传工作，范围就在云南12个边境县。他寄去了双语简历，被录取。

　　开始工作，每个人发一辆摩托车，一台电脑。他拿着介绍信，去政府找人，在临沧市一人分管着10多个村子。走村串户，面对面，做沟通，如有患者，再设法转接到疾控中心检查治疗。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六七点，最远一天跑300多公里。不知疲倦，周末还约上几个人骑着摩托车玩到半夜一两点才回来。第二天早晨，又精力充沛地投入到新的一天的工作中去。

　　摩托车，李建才驾驶着它飞向更加广阔的地方，飞向更远的世界。

　　不满足不安分，做了10个月一年不到的李建才，在2008年奥运会结束不久，又去了非洲国家马拉维做志愿者。他是作为中国第二批志愿者去的，那正是该国通货膨胀最厉害的时候，学校条件更加艰苦，一个月吃不到肉很正常，三个月停电停水，只有洗漱时供水，烘面包了才来个把小时的电。网络更不用期待了，几乎过着原始生活。那是历练人生，学会忍受。2009年6月回来后，李建才去了四川凉山布拖县，从防艾到幼儿班，都管。他的同事们对他评价很高：在农村长大，不富裕，普普通通，最后成为能干的项目主管。

　　杨绍奎：阿昌族的公益“明星”

　　在昆明，我听到了以前从未听说的少数民族阿昌族，并且知道了阿昌族的优秀青年杨绍奎的名字。在富宁县，看见杨绍奎才知道，阿昌族只有3万多人，主要集中在保山市龙陵县一带。

　　今年35岁的杨绍奎高中学历，原来是民办教师。2016年9月，他只身一人去了津巴布韦的国际基金会的学校。中国人，他一个，两个老挝人，还有来自非洲、拉丁美洲10多个国家100多人。去之前，他做了准备，突击学了一点英语，关键时刻却用不上。到了那里，没有人说中文，杨绍奎压力很大。

　　每天六点起床，跑步，打扫卫生。这里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自己去做，包括种菜。同学们去养殖场背来牛粪，下面铺上稻草，再把牛粪堆好，然后上面覆压一层树叶，发酵后成为种蔬菜的肥料。杨绍奎的中国式堆肥法就得到了大家的好评。

　　生活实在是太艰苦了，有一位莫桑比克来的学员坚持不了，回去了。学校就批评他们：为什么你们30多位同学，不能帮助她留下来？这句话，意味深长。还有一件事，毕业前，他所在的一个班盖猪圈，每天去找石头，二到三个小时，树木也砍伐完毕，最后独缺水泥，那是必须花钱买的。因为没钱，这个活儿就停了下来。校长来问：为什么停工？回答：没钱。校长就说：我每天在办公室，你们为什么不来求助，而要等到我来问你们才说出来。

　　回国后，杨绍奎到富宁县工作。他和他的团队，现在分管着富宁县10个乡镇的33个校点46个幼儿班的督导工作。他回一趟老家要14个小时多，先到昆明，再转乘长途大巴，路费800多元，还没算路上吃的。拿微薄工资有两个孩子的他，一年只能回去一两次。在借用县教育局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他的同事：何应丽和李荣梅，两位年轻姑娘都有非洲学习的经历。 

　　一品红，灿烂了半个山坡

　　2018年深秋的早上，我们从富宁县城出发去下面的两个镇，看望那里的幼儿班孩子。一个多小时的颠簸，第一站到了。在田蓬镇上哈坑村的蔑沙小学附属幼儿班，孩子们忽闪着清澈明亮的眼睛，齐声高喊：“老师好！”

　　三到六岁的儿童是最需要呵护的一个群体，让留守儿童、大病致残陷入困境家庭的孩子加入进来，建立儿童之家。幼儿班的墙上写着：不带锐利的器具来园，不放入口鼻眼中。还有，养成要洗手讲卫生的习惯。

　　从上海来的赵跃生先生买了两箱苹果，请幼儿班老师分发下去。老师说，幼儿园有规矩，水果一般是下午才能吃。他说，先发下去吧！让孩子下午吃。这能做到吗？毕竟苹果在孩子手里了。但是出乎意料，这些农村的孩子都很听话，没有老师的指令，谁也没有动手中的苹果。

　　下午，我们赶到归朝镇里呼小学附属幼儿班，远远望见半山坡上一位年轻但瘦弱矮小的老师，正在操场上教孩子们做游戏。很简单，先让孩子们单跳或交叉跳过一排圆圈圈，然后两脚分开，沿着两根细长的枕木走到前面的目的地。大一点的孩子很快过去了，有太小的孩子不敢走，老师就不停地鼓励他，孩子们也在队列中喊加油。

　　在光线明亮整齐干净的教室外面墙上写着：向幼儿讲解和宣传安全知识，让儿童懂得玩火、玩电、玩水的危害，以防止意外事故。

　　贫困的孩子缺乏自信，幼儿班就是要让他们特别是性格内内向的孩子，学会说普通话，给予幼儿最基本的品性，一般三个月后，孩子们就敢于和陌生人说话了，并且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这位带领孩子们做游戏的年轻老师，叫卢玉琴，大专文化，自己的小孩一岁多，看着孩子们做游戏时，她也会放声大笑。

　　在操场上面的教室旁的山坡围墙边，我蓦然看见一棵树上，开满了一片片红红的叶子，很好看，鲜艳极了。我问了杨绍奎和李建才，他们也说不上树的名字，猜测是“一品红”，我联想起来，那些孩子王的卢玉琴们，就是“一品红”，她们至少灿烂了半个山坡。

　　李飞：在马拉维，生命中刻骨铭心的日子

　　44岁的李飞是云南保山人，教育专业硕士，看上去沉稳、有耐心，性格坚毅。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李飞是学电子专业的。大学毕业后，她喜欢教育，又去云南师范大学读了教育的硕士。有一家机构招聘国际志愿者，李飞报名了，五个月在国内培训，六个月到非洲去实践。

　　2009年12月到2010年6月，她来到了此前一无所知的非洲国家马拉维。它在坦桑尼亚、莫桑比克、赞比亚的中间，境内有条马拉维湖，国土面积11.8万平方公里，人口1511.8万，70%以上的人靠种植烟草为生，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严重依赖国际援助。这里人均寿命只有40余岁，人均每天收入10元人民币，医疗条件极差，艾滋病高发，至今沿袭一夫多妻制。

　　李飞去时，只有一个中国队友，但是，她被分配在农村区域，先是做动员，说服家长让3至6岁的孩子上幼儿班，李飞独立带教一个幼儿班。每天从住处赶到那个村子，骑自行车要20多公里。

　　她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她把自行车停好了走过去，这时就听到远远传来一帮孩子的哭泣声。原来，李飞在孩子们的眼中，也是一个白人，他们害怕和自己不一样的人。还有一次，课堂在一棵大树下，有个光屁股的孩子看见她走过去，惊叫一声，哭喊着朝村子里跑去。突然发生的这一幕，也吓到了李飞。

　　教室，是破旧颓败的教堂，用类似干打垒的泥巴糊起来的，四面通风。还有的就在露天一棵大树下，铺一块草席就是教室了。老师没有一分钱的报酬。就是这样，把孩子聚集起来就比什么都要强了。没有上过幼儿园的孩子看见生人就要躲藏起来。李飞所幸还有一位50来岁的翻译，尽心尽责，给了她极大的帮助。别看翻译长得矮小，竟然是个拳击手，还到英国去参加过比赛。他喜欢中国，经常发问：你们那里怎么样？

　　这六个月，已经注定是生命中最为刻骨铭心的日子。坐在我的身边，我听到了李飞的喃喃自语：“那个地方，让我非常怀念。”

　　后来，她认识了接下来要写到的霍思瑞女士，她们志同道合，走到一起从事公益事业了。

　　一坛火，温暖了霍思瑞的心

　　我等着，她来了，长得很高，莞尔一笑。她的中文名字叫霍思瑞，出身挪威后来到了丹麦，当过20多年的中学教师，8年中学校长，2年师范大学的教师。她到过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等国家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最后还是喜欢中国。作为基金会副秘书长在云南的“前方指挥所”负责人，霍思瑞全盘负责幼儿班老师的培训工作。

　　在办公室里，霍思瑞跟我说起了两年前的事情。她去四川大凉山布拖县考察，去往山上的路，是一条仅容一辆车通行的羊肠小道。上下车辆交会，无法避让，只能慢慢地挪移。那次，霍思瑞一行从下午四点出发，直到次日凌晨两点才赶到目的地。

　　次日早上，她造访一个艾滋病患者的家，屋子里只有一张床，还有中间一坛火，柴禾上面烤着土豆。两个孩子和父母亲，还有一个爷爷。高海拔的布拖很冷，这家人怕她冻着，让她靠近火堆，也怕她饿着，请她吃土豆。就这么一坛火，却温暖了她的心。出来，霍思瑞遇见一个小孩，他穿着塑料凉鞋，没有袜子，一直流着鼻涕。霍思瑞猜他5岁，却已8岁，这是明显营养不良。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会长关心地问：“现在情况怎么样？”霍思瑞立即爽朗地说：“好多了，现在好多了！中国政府扶贫投入很大，力量很强”。在中国仅上海一地的公益慈善机构从20多年前的空白已经发展到现在有几百家。

　　霍思瑞毫不掩饰她对中国与中年轻同事的喜爱：“在这里，大家相处和睦，工作非常快乐。”公益慈善事业超越了国界，越益成为人们的心灵需要。更可喜的是，这项事业也变得越来越专业，投身公益慈善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