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慎被盯上

　　1932年1月10日上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反间谍处长、英国人托马斯·吉文斯的案头上出现一份关于德国侨民奥斯瓦尔德·邓尼茨的盯梢报告，内容是怀疑他冒名顶替，真实身份是共产国际驻远东代表卡尔·列辛，而且此人和一个叫理查德·佐尔格的德国人往来甚密，有理由怀疑后者是苏联间谍。作为多年在上海反共的老手，吉文斯敏锐感到自己钓到“大鱼”了，遂叫来负责对付共产党的探长艾佛列斯特，要他密切监视佐尔格。

　　吉文斯的直觉没错，佐尔格确是苏联红军总参情报总局（格鲁乌）驻上海站长，但吉文斯仅视其为已被确认身份的13名在沪苏联间谍之一。他哪里晓得，自己立卷调查的这个人，就是公认的20世纪最优秀的间谍！

　　佐尔格，1895年生于沙俄治下的里海名城巴库，父亲是德国石油工程师，母亲是俄国人，1898年全家迁回德国。佐尔格长大后，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先是加入德国共产党，后转到苏联，参加联共（布）并为格鲁乌工作，1930年1月10日奉命来上海工作，公开身份是德国某通讯社记者兼工业博士。他为人谨慎、办事低调，一开始没有引起上海反共当局的疑心。那时候，上海分成英国主导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国民党统治的华界，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警察局和反间谍部门。此外，日本秘密警察特高课也在上海很活跃，并与公共租界交换情报，形势异常险峻。

　　佐尔格在上海做了大量工作，不仅将大批暴露的中外共产党员转移走，还以上海为中心，组建起由中国人、日本人和欧洲人组成的情报网，获取大量帝国主义侵华和国民党“剿共”的情报。正是在上海打下的坚实基础，当佐尔格转赴日本后，他在上海结交的几位日本朋友进入政府高层，像左翼记者尾崎秀实当上首相近卫文麿的顾问，从而获取宝贵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核心情报。

　　玩敌于股掌

　　书接前文，艾佛列斯特奉命展开监视后，发现佐尔格在上海换过五个住处，后来定居在法租界，这意味着要抓他，得和法国同行合作。但不管英国人如何绞尽脑汁，可到头来却弄不到一丁点有关佐尔格的“黑材料”，也意味着无法向法租界巡捕房提出逮捕理由。

　　倒是职业敏感性强的佐尔格感到有情况，为防万一，采取了额外的安全措施。1932年冬，他又从南京获得一份绝密情报，称中国国民党当局“发现有苏联军事间谍打入内部”，怀疑目标指向“呆在上海的一个德国人和一个犹太人”，因为佐尔格以德国公民示人，而最亲密的助手又是犹太人，因此他紧急向格鲁乌总部报告。

　　为规避被捕危险，格鲁乌紧急下达撤离上海的指示，1932年11月12日，佐尔格奉命离沪。撤离前后，他采取了周密细致的安全措施，弄得公共租界工部局在长达10个月里一直以为他只是临时去中国内地几个省，很快就会返回上海。

　　1933年春，佐尔格从苏联潜回德国，为不久后远赴日本从事秘密工作做过渡。恰在此时，吉文斯领导的工部局反间谍处拟好了一份“在沪可疑苏联间谍”名单，上面赫然列着“理查德·佐尔格工业博士”的大名。如果格鲁乌能及时获取这份名单，佐尔格的日本之行几乎肯定会取消，而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历史肯定也会被改写！

　　完成重大使命

　　1933年7月底，吉文斯要求下属核实一份情报，内容是佐尔格已经返回上海，住在黑石公寓。三天后，执行力很强的艾佛列斯特向吉文斯报告，佐尔格的确住在该公寓44号房间。但随后发生的事情让英国人大吃一惊：8月初，艾佛列斯特又报告称，上述房间里的确住有佐尔格，但他的全名是“沃尔夫冈·佐尔格”，不是要找的“理查德·佐尔格”，至于后者，“有确切情报称，他目前正在广州……”直到今天，没有人能弄清究竟是谁如此顽强地捉弄、迷惑了公共租界的暗探们。真实情况是，此时的佐尔格正坐在欧洲开往日本的轮船上。

　　1933年9月6日，佐尔格踏上日本横滨港，意味着他在上海同好几家情报机构决斗的历史就此翻篇，而他同日本特高课的生死搏斗就此开幕。其间，佐尔格继续以德国记者身份工作，1941年5月向莫斯科报告纳粹德国入侵苏联的确切日期、德国国防军进攻计划大纲。当年秋天，当德国人兵临莫斯科城下时，佐尔格又冒险向莫斯科报告，日本不会对苏联开战。这一宝贵情报让斯大林决定把远东数十个师调入西线，最终把德国人驱离莫斯科。遗憾的是，因为用电台长时间拍发这份情报，导致日本特高课注意上佐尔格，1941年10月18日将其逮捕，三年后处以绞刑。1964年，苏联追授佐尔格“苏联英雄”称号。常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