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慎被盯上
1932年1月10日上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反间谍处长、英国人托马斯·吉文斯的案头上出现一份关于德国侨民奥斯瓦尔德·邓尼茨的盯梢报告,内容是怀疑他冒名顶替,真实身份是共产国际驻远东代表卡尔·列辛,而且此人和一个叫理查德·佐尔格的德国人往来甚密,有理由怀疑后者是苏联间谍。作为多年在上海反共的老手,吉文斯敏锐感到自己钓到“大鱼”了,遂叫来负责对付共产党的探长艾佛列斯特,要他密切监视佐尔格。
吉文斯的直觉没错,佐尔格确是苏联红军总参情报总局(格鲁乌)驻上海站长,但吉文斯仅视其为已被确认身份的13名在沪苏联间谍之一。他哪里晓得,自己立卷调查的这个人,就是公认的20世纪最优秀的间谍!
佐尔格,1895年生于沙俄治下的里海名城巴库,父亲是德国石油工程师,母亲是俄国人,1898年全家迁回德国。佐尔格长大后,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先是加入德国共产党,后转到苏联,参加联共(布)并为格鲁乌工作,1930年1月10日奉命来上海工作,公开身份是德国某通讯社记者兼工业博士。他为人谨慎、办事低调,一开始没有引起上海反共当局的疑心。那时候,上海分成英国主导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国民党统治的华界,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警察局和反间谍部门。此外,日本秘密警察特高课也在上海很活跃,并与公共租界交换情报,形势异常险峻。
佐尔格在上海做了大量工作,不仅将大批暴露的中外共产党员转移走,还以上海为中心,组建起由中国人、日本人和欧洲人组成的情报网,获取大量帝国主义侵华和国民党“剿共”的情报。正是在上海打下的坚实基础,当佐尔格转赴日本后,他在上海结交的几位日本朋友进入政府高层,像左翼记者尾崎秀实当上首相近卫文麿的顾问,从而获取宝贵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核心情报。
玩敌于股掌
书接前文,艾佛列斯特奉命展开监视后,发现佐尔格在上海换过五个住处,后来定居在法租界,这意味着要抓他,得和法国同行合作。但不管英国人如何绞尽脑汁,可到头来却弄不到一丁点有关佐尔格的“黑材料”,也意味着无法向法租界巡捕房提出逮捕理由。
倒是职业敏感性强的佐尔格感到有情况,为防万一,采取了额外的安全措施。1932年冬,他又从南京获得一份绝密情报,称中国国民党当局“发现有苏联军事间谍打入内部”,怀疑目标指向“呆在上海的一个德国人和一个犹太人”,因为佐尔格以德国公民示人,而最亲密的助手又是犹太人,因此他紧急向格鲁乌总部报告。
为规避被捕危险,格鲁乌紧急下达撤离上海的指示,1932年11月12日,佐尔格奉命离沪。撤离前后,他采取了周密细致的安全措施,弄得公共租界工部局在长达10个月里一直以为他只是临时去中国内地几个省,很快就会返回上海。
1933年春,佐尔格从苏联潜回德国,为不久后远赴日本从事秘密工作做过渡。恰在此时,吉文斯领导的工部局反间谍处拟好了一份“在沪可疑苏联间谍”名单,上面赫然列着“理查德·佐尔格工业博士”的大名。如果格鲁乌能及时获取这份名单,佐尔格的日本之行几乎肯定会取消,而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历史肯定也会被改写!
完成重大使命
1933年7月底,吉文斯要求下属核实一份情报,内容是佐尔格已经返回上海,住在黑石公寓。三天后,执行力很强的艾佛列斯特向吉文斯报告,佐尔格的确住在该公寓44号房间。但随后发生的事情让英国人大吃一惊:8月初,艾佛列斯特又报告称,上述房间里的确住有佐尔格,但他的全名是“沃尔夫冈·佐尔格”,不是要找的“理查德·佐尔格”,至于后者,“有确切情报称,他目前正在广州……”直到今天,没有人能弄清究竟是谁如此顽强地捉弄、迷惑了公共租界的暗探们。真实情况是,此时的佐尔格正坐在欧洲开往日本的轮船上。
1933年9月6日,佐尔格踏上日本横滨港,意味着他在上海同好几家情报机构决斗的历史就此翻篇,而他同日本特高课的生死搏斗就此开幕。其间,佐尔格继续以德国记者身份工作,1941年5月向莫斯科报告纳粹德国入侵苏联的确切日期、德国国防军进攻计划大纲。当年秋天,当德国人兵临莫斯科城下时,佐尔格又冒险向莫斯科报告,日本不会对苏联开战。这一宝贵情报让斯大林决定把远东数十个师调入西线,最终把德国人驱离莫斯科。遗憾的是,因为用电台长时间拍发这份情报,导致日本特高课注意上佐尔格,1941年10月18日将其逮捕,三年后处以绞刑。1964年,苏联追授佐尔格“苏联英雄”称号。常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