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常理说，“评奖”都是对某一行业或领域颇有建树、卓有成就者的表彰。然而，世上还流行一些另类的“评奖”，看似搞笑，其实颇有令人玩味、耐人寻思之处。

　　瑞典一年一度进行“搞笑诺贝尔奖”。“评奖”活动设有奖杯和奖金：奖杯像是小学生手工课的作品，而奖金也似巨额——10万亿津巴布韦币（约等于0.2元人民币）。“搞笑诺贝尔奖”活动已有28年的历史，检视历届获奖的奖项：生物奖颁给过人类如何自制假肢以便混入山羊群中过日子的研究；物理奖有当人踩到香蕉皮时，鞋底和香蕉皮之间的摩擦力；心理学奖发现晚睡的人更加自我欣赏；和平奖则研制出将炸药制成钻石的方法；经济学奖得主是从销售和市场营销的角度，对石头的性格进行的研究；文学奖更是令人咋舌，是专论为何所有语言里都有“Huh（啥）”这个词。

　　尽管“搞笑诺贝尔奖”每每充斥着无厘头，不免让人捧腹，但它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卸下了科学冷峻的外表，科学大门向社会敞开，引发普通人对科研的热爱，使得科学与生活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美国有个带有玩笑性质的“达尔文奖”，每年颁发一次。其主旨是表彰那些“因为愚蠢而主动把自己排除出了人类基因库、为人类的进化作出了贡献”的人，获奖的条件是把自己弄死或弄到丧失生育能力。这个奖项广受欢迎，每年很多人参与票选。2018年高票获奖者是这么一件事：19岁的柏林小伙子因与女友争吵，冬天将对方推入河里仍不解恨，自己再跳下去把她摁在水里。殊不知，女友会游泳，很快上岸了，而自己却不谙水性呛得奄奄一息，虽然被赶来的水警拖上岸，但送进医院挣扎了两个月后死了。警方“赐”他一个“涉嫌谋杀未遂罪”送终。这个奖项告诫世人：不要去干扰掌握着自己命运的力量。

　　虽说人们早已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但电影依然是喜闻乐见的艺术载体，受众面甚广。倘要推进电影事业，在鼓励和褒奖“最佳”的同时，亟需批评和摒弃“最差”的，惟其如此，才能迎来百花齐放、五彩缤纷的电影界春天。大凡电影界辉煌的国度莫不如此。譬如美国电影人约翰·威尔逊在1981年发起了“金酸莓奖”，选出当年最差电影和电影人，在每年奥斯卡颁奖典礼前一天举行（顺便一提，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于1991年因《做鬼也风流》拿下了最差男配角奖）；日本由报知新闻社于2004年始举办“蛇莓奖”，每年评选出最差影片、最差导演、最差男女主角等，长泽雅美、石原里美、山下智久等知名演员都曾获奖。由我国《青年电影手册》主办的一年一度评选“最令人失望影片/导演/演员”的“金扫帚奖”，迄今已进入了第九个年头。

　　去年，王宝强因《大闹天竺》而领取了“最令人失望导演”的奖杯——一把金色扫帚。评委会的颁奖词是：“（王宝强）把导演处女作拍成一团浆糊，豪华的客串阵容没有为影片增加光彩，无趣的模仿让电影看上去令人相当尴尬。《大闹天竺》是一个演员跨界当导演后失败的案例。”金扫帚奖开了我国评选“最差”电影和电影人的先河，其意义和价值值得肯定。它剑指“烂片”，为的是清除我国电影界的平庸粗俗之风，还这一意识形态领域一方净土！

　　看了这些另类的“评奖”，人们在解颐之余，当体悟其别有异趣的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