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一批又一批热爱艺术的青年陆续登上波尔多斯号邮轮，历时一个多月的航行，来到他们心中艺术的圣地——法兰西，开启了学习西方艺术的历程。3月15日，由中央美术学院主办，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龙美术馆联合主办的“先驱之路：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美术（1911-1949）”于龙美术馆（西岸）开幕。展厅内，大师光芒灿若星辰，透过吴法鼎、颜文樑、潘玉良、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刘开渠、常书鸿、吴作人、董希文、吴冠中、赵无极等一代巨匠的近200件作品，观众将由此穿越历史，重温这条颇有传奇色彩的“先驱之路”。

　　艺术之路重合历史之路

　　留学（包括游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中国历史、尤其是文化史中最富时代特征的现象之一。中国近代的留学运动始于1870年代，此后，从清末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公派、自费出国的留学生人数众多，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美术等各领域研习精进，归国后贡献了巨大力量，做出杰出贡献，成为众多领域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20世纪中国美术处于中西文化交流和古今文化碰撞这样一个大的文化气氛里，自20世纪初期到1949年，留欧和留日，包括留美中，留法这一支，对中国美术史造就了相当深远的影响。1933年4月2日，常书鸿、刘开渠、曾竹韶、王临乙、吕斯百、唐一禾等一批留法艺术生，在巴黎常书鸿寓所成立了著名的“中国留法艺术学会”。从成立到1950年代，学会活动一直延续了20年，先后聚集了常书鸿、滑田友、潘玉良、吴冠中、赵无极、吕霞光等111名旅法艺术家。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颜文樑、常书鸿、厐薰琹、吴大羽、常玉、潘玉良等，大多选择在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他们既接受了西方学院派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写实主义美术，也带回了西方现代主义诸流派，为20世纪中国美术带来了传统书画体系之外的油画（西画、西洋画）、雕塑、素描、色粉、水彩等新的美术类别，新的美术观念，甚至与之相关的新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他们共同完成了历史交付在他们身上的使命，推动了中国20世纪早期中国美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将中国传统书画之外的油画、素描、水彩、色粉等传播深耕到中国，并且将学院派的教育体系以公私美术办校这样的一种体系，构成了我们现在的大学艺术教育体系，以及我们现在基本的学科设置。

　　每一幅画都有一个故事

　　一画一世界，每一件作品都在述说着一段旅程、一段历史。

　　《杨仲子全家福》创作于徐悲鸿任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期间（同年杨仲子任音乐系主任）。它是徐悲鸿肖像画群像中被公认的最为经典的一幅，其创作介于古典主义和写实主义之间的学院派手法，如瓷器、桌布、衣饰的描绘，尤其是人物的脸部，运用了柔和的笔触，而不是色块的堆叠。画中人物为杨仲子一家，在留学期间与徐悲鸿建立了深厚友谊，徐悲鸿在1928年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为好友创作了这幅全家福，可见二人情谊之深。

　　抗战全面爆发，更多的留法艺术家走出“象牙之塔”，走向西部，发现西部民生和佛教艺术宝库，并将其与各自的留学经历融合，走出了一条关注社会民生、强调民族精神的新写实主义之路。常书鸿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

　　常书鸿先生1927年就读里昂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32年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习，在塞纳河边的旧书摊，看到伯希和编著的《敦煌石窟图录》，深感中华文化之悠久。在北平艺专成立的时候，常书鸿先生则带领家人回到祖国，去了敦煌，坚持践行对敦煌文化的保护和研究。伴随归国后他与张大千、梁思成、徐悲鸿等筹办敦煌艺术研究所，自1944年起担任所长；此后的四五十年里，常书鸿矢志保护、研究石窟遗迹，使“敦煌学”在国际上大放异彩。创作于1938至1942年间的《重庆大轰炸》记录了归国之后与赴任敦煌之前，身处重庆的常书鸿目睹到的日本对重庆发动的长达五年半的高空轰炸。作品呈现了常书鸿本人、夫人陈芝秀、女儿常沙娜、儿子常嘉陵一家四口在轰炸中仓皇逃生的情景。一反艺术家惯常的典雅细腻风格，作品表现了轰炸过后漫天硝烟的狼藉景象，撼动人心。

　　展览中有很多为大众陌生的作品，如上世纪30年代，刘海粟在欧洲及北京绘制了一系列兼具印象派与野兽派风格的油彩写生作品；安徽博物馆收藏的数件潘玉良油画佳作，艺术性和生动感超越了自画像，展现了潘玉良作品的活力；董希文的《窗前静物》和《小乞丐》则完全展现了一个颇具西方现代风格的董希文……展览中，近200件作品更清晰地还原了大师们的形象，让观众看到他们更完整的艺术面貌，亦使得那些曾经被遮蔽的艺术家及作品站到了台前，他们中有吴大羽、方君璧、韩乐然、司徒乔、庞薰琹、李瑞年、秦宣夫、李超士，更有张弦、曾一橹、刘自鸣等由今日的艺术史学者们从史料中发现出的重要艺术家。

　　创新为上的现代主义美术思潮 

　　20世纪上半叶的南方可以说是中国现代主义美术思潮的发源地：杭州有林风眠等留法艺术家为核心的“艺术运动社”健将们，上海有庞薰琹、吴大羽为重要成员的“决澜社”狂飙者们，有以刘海粟为代表的“冲决一切罗网”的艺术斗士们，他们所进行艺术本体语言探索，强调艺术家个性抒发，呈现出以创新为上的现代艺术气象。

　　当时，人们评价上海“决澜社”创始者和主要负责人庞薰琹的创作“他的作风，并没有一定的倾向，却显出各式各样的面目，从平涂的到线条的，从写实的到装饰的，从变形到抽象的形……许多现在巴黎流行的画派，他似乎都在作新奇的尝试。”“决澜社”重要成员吴大羽晚年回忆巴黎的学习，表示自己最崇尚的是毕加索、马蒂斯：“他们不断地在创造，他们也决不喜欢停留在他们的水平上，他们是后来者前进的踏脚板。我崇敬他们的创造力。”这种对创造力的崇拜正是当时现代主义美术思潮的核心。

　　而艺术家们学成回国，在“西学东渐”的大潮流下，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是从西方引进 “科学”与“民主”，提升中华民族整体素质，进而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在那个大环境下，写实精神就等于科学精神，写实依然在很长时间内占据上风亦在情理之中。

　　回到祖国的徐悲鸿积极倡导了对传统中国画的革新，他将欧洲写实画法与传统技巧结合在一起，将惟妙惟肖的造型和忧国忧民、密切关注现代生活的艺术思想引入中国画创作，并以徐悲鸿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主张融合东西方艺术的画家群体，包括吴作人、吕斯百等人均继承其写实主义衣钵，成为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写实绘画的主干。不能不提的还有创立了苏州美专的颜文樑。留法三年期间，颜文樑为苏州美专购置了近500件石膏像与画册（大多数是古希腊、古罗马及文艺复兴的时代名作），为当时全国所有美术院校石膏像之总和。推崇通过素描、色彩和透视来达到准确形象的艺术实践，使得苏州美专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古典绘画风格的又一重要发源地。

　　与徐悲鸿美术教育思想体系有着较大的区别，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更偏重于在西方绘画中寻找中国文人画写意一脉的契合点，选择了印象派、野兽派等为方法论， 同时“用石涛的笔调驱使油彩”，追求绘画中书写性，对上海南京两地美术教育界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力。顺着中西融和这条路，林风眠、吴冠中等不囿于传统中国画的模式与笔墨技法，更加广泛地在创作中运用西画的色彩、透视、造型等。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术转型的历史节点上，留法艺术家们选择了将中国美术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发展之路，无论是那些倾向于西方学院派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写实主义的现代性诉求之路探索的先驱们，还是那些接近西方现代主义诸流派的现代性诉求之路的前行者们，殊途同归，共同推动了20世纪中国美术基本面貌的形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