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上海解放仅有七天，中共普陀警察分局地下党支部书记钱凤歧、党员刘家栋、杨树浦警察分局地下党员钱文湘和党的外围组织“互保立功会”成员蒋志毅等4位同志被国民党杀害。不久，从宋公园等地挖掘出的尸体中，找到了其中三人遗体，身上惨遭毒刑留下的条条伤痕随处可见。

　　投身“复职”“护职”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管”了上海，接收大员到处抢夺敌伪财产，大搞“五子登科”（劫收金子、票子、车子、房子、女子），致使工厂复工无期，工人大量失业。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又颁布法令，不准罢课，不准游行示威。在此情况下，中共地下党决定分头发动敌伪时期被淘汰的1000多名老警察上街游行示威，向国民党警察局提出复职要求，钱凤歧、钱文湘等党员都参加过这次斗争。

　　钱凤歧，1909年生于河北省河间县，1931年考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当华捕，1944年参加中共外围组织“新警同仁会”，同年年底加入中共地下组织。钱文湘，1924年生于浙江嵊县，家境清寒，为逃避抽壮丁，于1946年改姓换名（原名王大建），考入上海警察训练所，1947年8月加入中共地下组织。他俩根据党的指示，本着对失业者的无限同情，秘密地为复职造舆论、作宣传，积极鼓动在职员警从各方面去支持即将兴起的复职斗争。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推动下，很快就掀起了一个要求复职的群众运动。

　　1945年9月底，一支由1000多人组成的请愿队伍出现在上海闹市街头。国民党市政府和警察局万万没有料到他们接管上海还不到两个月，被开除的警察竟也同工人、学生一起游行请愿。由于事态扩大，他们只得满足请愿者的要求，让大部分老警察复职，并对老弱人员发给救济金。

　　1946年上半年，国民党上海当局为了强化警察机构，实行更加反动的警管区政策，大量录用从重庆和杭州警官学校正科毕业的学员充当骨干；同时招募新警，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和党化教育，然后派他们做警员，用以代替他们认为“靠不住”的老警察，把一大批老警察集中到老闸、黄浦两个分局，准备陆续淘汰他们。要抵制警察局这一反动部署，就要组织老警察开展护职斗争。钱凤歧、钱文湘和许多党员一样按照“警委”指示，秘密制作了许多写有“实行警管，敲碎饭碗”“不受当局骗，就地改警员”“坚持不改行，当局没法想”等标语，分别贴在当时各自任职的分局里，同时又去做新职员的工作，分化瓦解他们，并在群众中传言，要在6月2日到外滩集会请愿，散布“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此处不能蹲，去找毛泽东”等口号。对此，警察局的反动头目十分惶恐，因为6月2日正是北平学联号召全国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总罢课示威游行的日子。为此，他们不得不作出了让步。

　　用警察身份掩护革命运动

　　国民党的反动禁令，一而再地受到冲击后，人民革命运动此起彼伏，逐渐形成了反对蒋介石残暴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国民党当局除颁布更严厉的所谓戡乱动员令，还严令查禁和没收一切进步书刊和报纸。如：中共主编的或民主人士编辑出版的《群众》《新华日报》《民主》《文萃》《周报》《时代》等报刊。为了反对查禁，刘家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刘家栋，1910年生于江苏泗阳县，19岁到上海，开始拉板车、洗电车、当苦力，不久考入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当华捕。他文化程度不高，但为人正直、热情，喜爱学习，经常阅读进步书籍，在党的影响下，上世纪30年代初就积极参加支援东北抗日联军的募捐。鲁迅先生逝世时,他参加护灵送丧,同时又以“巡捕”的身份维护沿途的秩序。

　　1941年1月，刘家栋由“警委”书记邵健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更加积极地为党工作。1943年，当他得知新四军干部杨干到上海购买油印机、打字机、油墨及报刊等宣传用品，被伪保长发觉的消息后，毅然将杨干及时转移到自己家中，隐藏于阁楼上。以后杨干来沪多次住在刘家，刘不仅以警察身份加以掩护，提供食宿方便，将杨所购买的物资放在自己家里，还设法帮杨将购买的物资运往苏北解放区，使杨顺利地完成任务。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加强法西斯统治，在全市实行警管区制，刘家栋根据党的指示参加了警员训练班，考核后改为警员，9月又回到了普陀警察分局。1949年，国民党濒临灭亡前夕，更加疯狂地镇压进步力量，严令查禁和没收进步书刊，普陀警察分局局长沈德亨经常派特务和他一起去报摊搜查《群众》《新华日报》《民主》、《文萃》《周报》《时代》等进步书刊，他不顾个人安危，事先设法向在静安寺摆书报摊的地下党员张志坚传递消息，由张及时转告其他报摊。在搜查时，他采取敷衍，应付公事的办法，暗中保护卖进步书刊的书摊。

　　与刘家栋一样，杨树浦警察分局警员蒋志毅也非常同情劳苦大众，有着强烈的正义感。1918年出生于浙江吴兴县的蒋志毅幼年丧母，中学毕业后，进茶厂做苦工。抗战胜利后，亦因谋职考入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警员训练所，分配在杨树浦分局当警员，但他对反动统治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1949年中纺十二厂工人集会要求增加工资，遭到便衣警察的袭击，他非常不满地说，“饭盒子”（指工人）聚会都不准，这还成什么世道？此时，他结识了在警局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在不断交往过程中，开阔了视野，接受了革命真理的教育，于1949年初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互保立功会”，积极投入解放上海的地下革命活动。

　　迎解放开展互保立功活动

　　互保立功委员会是“警委”的外围组织，1949年年初，在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后，“警委”立即布置在全体警察中开展互保立功活动。中共地下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用各种秘密的方式联系广大群众，要求大家做到互相保证，互相监督，不做危害人民的事，保护好档案物资，维持好社会治安，为迎接解放，配合接管警察局立功。钱凤歧、钱文湘、刘家栋和蒋志毅也先后投入互保立功活动的组织工作。

　　钱凤歧自1947年9月起调到普陀分局，担任该局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他爱好唱戏，到普陀分局后，常以胡琴唱京剧为名把警察们叫到自己的宿舍里来。每当兴尽人散之前，他就趁机宣传解放军三大战役的辉煌胜利，述说国民党在前方的惨败，暗示大家：“长江天堑不可靠，大上海也保不住。”他有时还在警察中秘密传阅进步刊物，提高他们的认识和觉悟。天津解放后，反动派在报纸上造谣：解放军在天津用机关枪扫射已经放下武器的国民党警察。钱文湘拿着报纸，当着许多警察的面，指指警察局大头目们住的大楼不屑地说：“这种惨无人道的事只有他们干得出来。”他还常在值勤时找一些警察个别谈心，把大家当时最关注的小道新闻告诉对方，动员加入互保立功委员会。当国民党上海当局妄图利用警察武装来抵抗解放军，阴谋用警察镇压人民革命斗争时，他根据“警委”指示，从警察切身利益出发，进行“不抵抗、不撤退、不参与”的“三不”宣传，指出顽抗对付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必败无疑，跟国民党逃跑没有出路；参加镇压革命斗争，解放后将受到惩罚。经过个别、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使一些人打消了顾虑，丢掉了幻想，使许多原准备跟随国民党逃跑的人留了下来，等待解放接管。

　　国民党当局一小撮顽固分子并不甘心灭亡，在解放军兵临城下时依然作垂死挣扎。毛森迫不及待地分批分片地召集他认为“不可靠”的员警进行训话，向大家公布《战时禁令》，规定凡警察背叛国民党或弃职潜逃的“均予处死并杀戮其全家”。

　　“警委”面对越来越险恶的环境，为了保卫党的组织免遭敌人破坏，提高党员应付不测的能力，决定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革命气节教育，钱凤歧利用各种机会，不分昼夜地找党员一一个别谈话，细心检查他们的笔记本，把凡是记有别人姓名、情况的片断都撕下烧毁，教育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斗争，万一被捕，要经得起各种刑罚的考验，决不自首变节，损害组织，出卖同志，一定要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钱凤歧等还根据“警委”的意图，利用警察职业的有利条件，搜集、积累情报资料，如警察系统中上层警官和特务分子的经历、住址、政治态度、历史罪恶、当地敌人驻军、特务机关、武器、物资仓房等情况。

　　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亦称“约法八章”），“警委”从邯郸电台收听后，立即油印了2000多份，又附上一封警告敌人的信。钱凤歧、钱文湘、蒋志毅等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接受了寄发信件的任务，即按他们平时搜集的住址，准确而迅速地把《布告》和警告信寄到反动警官和特务分子家里，敦促他们认清形势、起义反正、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

　　曙光就在身后

　　《布告》和警告信发出后，警察局内部激起很大反响，不少警官的反动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更多的旧警人员为考虑个人出路问题，在解放前夕顾虑重重，一直彷徨徘徊，心神不定，收到《布告》和警告信之后才作出了反正的抉择。这一攻心战术，对争取多数旧警人员，孤立极少数顽固分子，起到了十分明显的作用。正因如此，毛森曾专门发了训令，要限期破案。他还亲自到几个分局去训话，一定要把隐藏在内部的共产党挖出来。敌人愈临近灭亡，就愈奸险凶恶。毛森使出了他的看家本领，布置他的心腹悍将在内部开始严密的侦察。他软硬兼施，要共产党员出来“自首”，折腾了一个星期，却毫无眉目。又过了几天，敌人发现了某些线索，逐渐把疑点集中到钱凤歧、刘家栋、钱文湘和蒋志毅四人身上。5月13日下午，警察总局刑警处二科科长甘觉忽然来到普陀分局。当天晚上10时许，分局长沈德亨和一股股长丁景鸿即以外出“查勤”为名，将正在拘留所值夜班的钱凤歧首先逮捕，继而又拘捕了刘家栋。与此同时，杨浦分局的钱文湘和蒋志毅也落入敌人魔爪。

　　毛森抓到这四名“赤色分子”，如获至宝，立即命警察局的特务们严加审讯，并亲自到审讯室，一心想从这四人身上打开缺口，把警察中的进步力量一网打尽。特务们使出浑身解数，对四个“囚徒”又是利诱，又是威胁，但“囚徒”们个个守口如瓶，敌人的希望成了幻想，就又搬出了法西斯特务的一整套“看家本领”：从棍打鞭抽到电烙、灌辣椒水，甚至残忍地用针插进“囚徒”的指甲下。敌人最后捞到的只有钱凤歧同志的一句“口供”：“你们要问我的同党吗？告诉你，老百姓都是我们的同党！”敌人折腾整整一个星期，结果是一无所得。5月20日，他们被蒙上眼睛，塞住嘴巴，拖上警车，一直被送到宋公园……在这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光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地献出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