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裁缝上门做衣服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事了。

　　那时候到了快过年的时候总要约个裁缝来家住上几天，帮一家老小做身新衣服过年。当时游走在上海弄堂里的裁缝是很吃香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价钱实惠，是按工（天）付钱的，一个工大约是一块出头。尤其到了快过年，裁缝特别难约，我真搞不懂那些大人为什么不未雨绸缪，夏天就把过年的衣服做好，老是要等到快过年了，急吼吼地到处打听裁缝。

　　家里的裁缝来过好几个，唯有一位我们背后都称他为“瞎裁缝”的师傅，是我记忆最深的，也是来我家做的年数最多的。“瞎裁缝”五十多岁，江苏泰州人，说话很卷舌。他有一只眼睛几乎完全没了视力，所以看人做事头总是往一边斜。

　　那个时候的我，正处于对女红很着迷的年龄。看裁缝做衣服是我最有兴趣的事。裁缝干活很麻利，他的双手像跳舞一样在案板上灵活地摆弄那些布料，时而用剪子嚓嚓剪，时而坐到缝纫机前一顿猛踩。每一个动作都是环环相扣，从不迟疑。粗糙的手上有许多口子，也不知是被线勒的，还是冻裂的。他拿起细细的银针飞针走线，静静的屋子，只听到那嚓嚓的拉线声，那针脚细密整齐，让我羡慕不已。然后再用那双粗糙的手做成各种漂亮的纽扣，最常用的是长脚纽，也叫百脚纽，犹如百脚虫（蜈蚣），还有许多形状各异的盘扣、花扣、琵琶扣等。我看似学会了，但后来有一次如法炮制，还是没做成。

　　我最好奇的是看他烫衣服时喷水，他喝一口破茶缸里的水，然后用力一喷，如同喷雾花洒，均匀地落在他要烫的部位。有一次我趁他不在，要用他的熨斗把我的裤子烫两条筋，那时很流行。我也喝一口水，学着他样，用力一喷，结果脸上、衣襟上、裤子上湿了一大片，狼狈不堪。

　　他还有一件让我稀罕不已的宝贝——拉线盒，里面装着不知什么粉，把线一拉，往布料上一弹，一根直直的线便出来了。后来几年也不用了，直接用划粉，因为主顾们在买针头线脑的时候都会带上划粉。

　　他唯一派我用场的是让我调浆糊，我用一把盛粥的勺子，放点面粉和水调成浆糊。他有一把竹子做的三角形刮片，专门用来刮浆糊的，我也很喜欢。他有时也会用手抹浆糊，抹完了手指往嘴里一舔完事。弄得我也忍不住悄悄地挑点浆糊尝尝，是啥味道。

　　母亲是一个非常会折腾的人，家人穿的棉衣几乎每年都要翻新一下，母亲说这样会更暖和。她有件丝棉棉袄翻了好几次，越翻越薄了，后来干脆换上新的面子改给我穿了。我当时穿着绸缎的丝棉棉袄，在同学面前故意撩起罩衣卖样。罩衣真是做得天衣无缝，那么合身妥帖，以至于我每次换下来洗后，马上又套回去。

　　晚上裁缝就睡在我们家楼下后房间，这原是弟弟的地盘，母亲把弟弟赶到楼上去睡。我起床下楼要经过后房间，我蹑手蹑脚走过他身旁，看见他一动不动地蜷缩着，把所有的衣服都盖在身上，没有一点声响，心里不禁生出一丝怜悯。

　　到八十年代初，这些游走在民间的裁缝，基本上都在上海租房子居住，然后在出租屋里开一个裁缝铺，大家把衣服拿到裁缝家来做。但听说“瞎裁缝”没有留在上海开裁缝铺，据说是身体不好，回了老家。再过几年听说死了。黯然！

　　“瞎裁缝”在我家做了那么多年，终于也没熬到替我做嫁衣的时候。我的嫁衣是在南京西路著名的中式制衣店“龙凤”里做的。做了一件紫红色的闪尾呢大襟衬绒夹袄，滚黑边、琵琶扣。还有一件是绿底银花织锦缎对襟驼毛棉袄，龙凤扣。我想如果“瞎裁缝”在也一定能做出如此好的衣服，而且要便宜得多。后来的我热爱缝纫，儿子小时候的衣服我都做得有模有样，自己的衣服大多都自己做。这和“瞎裁缝”对我的影响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