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早搬家不是包给搬家公司的，而是自己来的。

　　我小时候遭遇过一次搬家，那天大卡车满载大小不一的杂芜纸箱，花花绿绿的行李包，一个贴了封条的红木小橱，还有摇摇晃晃的米缸和米桶。

　　搬场的大卡车是父亲从单位借的，过来帮忙搬家的也都是父母的人脉：亲戚，同事，老房子的老邻居们。

　　来帮忙搬家的一拨人，清一色男的，穿宽落落的衬衣，两袖生风，自在说笑，像电影里的“敌后武工队”。

　　平日绝对想不到窗明几净，空荡荡的老房子里，能变戏法似地囤着厚厚的家底，“武工队”前赴后继地从老房子里搬出死沉的床架和大橱，庞大的被褥，一大堆冬装，一些布匹和绒线，无数的盆盆罐罐，仅冬季取暖的汤婆子就有五只之多。

　　原以为遗失的卷笔刀，掉了胳膊的洋娃娃，两个弟弟乱塞的臭袜子都现形了，没盖过邮戳的新邮票躲在隐秘的角落里，和灰棉絮似的蓬尘为伴。

　　卡车上载满货物，爸妈和“敌后武工队”，一人一辆自行车，游侠似地跟在卡车后面。我带着两个弟弟坐驾驶室。

　　临开车了，外婆送来了定胜糕，放在驾驶室里。这是上海的老风俗，乔迁要吃定胜糕，还要去新老邻居的家里送定胜糕。外婆是为了讨一个心安，一个吉利如意的口彩，才亲自送来定胜糕，其实她心里极不赞成搬家，她本人从宁波迁来上海半个世纪，始终住在南市蓬莱路的石库门房子里，每天在窄小的楼梯上上下下，她拒绝搬迁一是恋旧，还有是怕被搬家无穷无尽的琐事逼疯掉。

　　到新家后，“敌后武工队”风风火火，把卡车上的家具，行李，米桶什么的统统地搬下，往新家运，进门前，为首的突然叫了一声：“先搬细软！越搬越有。”

　　这也是那时搬家的套路和习俗，其实当年我父母没有什么细软，赤膊工资，几乎没有存款，母亲每个月买四块钱的有奖储蓄，年底的时候取出来，全家能过一个有鸡鸭鱼肉的春节。家里最值钱的是外婆给妈妈陪嫁的两样东西，一只金戒指，妈妈戴在手上了，另外有一只红木小橱，装了各种集邮册，高倍数的放大镜，算是我家最值钱的细软。

　　搬好后，妈妈给“敌后武工队”发盐汽水，将定胜糕分送大家，这些人嘻嘻哈哈地接着。我特别喜欢当时的大人，他们像我们同学之间一样单纯，热心，重情，彼此不必请客吃饭，不用讲客套话。

　　“敌后武工队”一人一辆自行车，高高兴兴撤退了，逍遥又洒脱。妈妈感动于这些人的情意无价，要爸爸保证，等亲友搬家，他也变身为“敌后武工队”。

　　记得那天两个弟弟特别不识趣，定胜糕被他俩掏空了一半，他们在卡车里就闹个不可开交，轰轰烈烈比赛谁是吃糕快手，在演绎闹剧的时候，因为一言不和，相互推搡，小弟还滚入司机的怀里，慌得司机紧急刹车。 

　　等到了新家，他们涨红小脸，在角落演半夜鸡叫的故事，但还是很焦虑，为了一点小磕碰，扯开嗓子说“你寻死呀”，“你不得好死”之类的狠话。

　　母亲也要抓狂了，换了一个人似的，抓起手里的刷子扔过去，喝道：“不准骂人，再骂就学鸡叫，罚他学一百遍。”父亲也对他们说：“要文雅，不要哇啦哇啦吵架，这里是新家，不是强盗窝。”

　　我那天的感觉非常不对头，心里发紧，也和两个弟弟一样焦虑，不安，听到大家说搬家是乔迁之喜，心里却没有感觉到欣喜，还平添了忧虑。

　　也许小孩和大人一样的，人不但恋旧，当安逸的生活像一把打散的游戏棒，得重新一根一根地挑起来，就会不安和焦虑。

　　但是新生活在推动着，就得前行。

　　直到新家安置就绪，并且在新家这边结识了新朋友，我心里才认可了这是自己的家，感悟到乔迁里喜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