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修典。《辞海》，将迎来第七版的隆重问世。翻到《辞海》的编辑页，几个熟悉的名字，也许会引起你的注意：赵超构，束纫秋，冯英子……是的，新民晚报的老报人们，与《辞海》有着不解之缘。他们，曾经在不同的岗位上，放射着一样耀眼的文化之光。

　　一

　　【蛰伏】

　　8月中旬的上海，暑气依旧蒸腾，但最热的时候，似乎已经过去。我来到陕西北路457号。入口的大门右侧挂着“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牌，左侧，则是“辞海编辑委员会”。进门，迎面是一栋新古典主义的“小而美”的建筑。但我最想看的，并不是这座邬达克不算太知名的作品，而是旁边那片花园里的几棵樱花树。

　　40多年前，每当日斜风定，一位老人经常会在这些树下徘徊。樱花盛开时，他就会默默地祝祷：啊，美丽的樱花，你就是我今晚住宿的主人呀。

　　1979年，赵超构已经69岁。7年前，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这位前新民晚报的社长，就像一片落叶一般，被“风”刮到了这片“海”里。与他一起“随风飘来”的，还有前总编辑束纫秋。之后两年的1974年，冯英子、张林岚等一批曾经的晚报人，也从远在奉贤的“新闻出版五七干校”结伴而来。“辞海园”中，从此多了一些特别的生气，而这片不大的花园，也成了为这些报人“遮蔽风雨”、让他们暂时“落脚投宿”的去处。

　　这里，有许多新老朋友“相濡以沫”，彼此在那阴冷低温中，互相取暖。除了晚报报人，陈虞孙、徐铸成、曾彦修等等许多新闻界前辈、大家，亦皆聚集于此。对于热爱新闻事业的人来说，不能做自己最想做的事，该是何等的痛苦呢？但是，他们首先是热爱知识的文化人。起码，这里的工作依然是与文化有关的，甚至，可以“苦中作乐”——用冯英子的话来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辞海》这个海里，才是真正的安身立命所在。”

　　审读一个条目，要阅读大量原始材料，接触大量的古典著作，“工作的时间就是读书的时间，审读的时间就是学习的时间”。修订《辞海》的这段时间，是冯英子接触书本最多的日子。那里，有一个拥有70多万册书籍的五层楼图书馆，中外古今，包罗万象，除了典籍著作，还有新中国成立前和敌伪时期的报纸合订本，不难想象，对一个报人来说，这是怎样的一方宝库！他经常一进入图书馆，就流连忘返，不想出来了。而他对《辞海》也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懂得这个工作的真正意义，称这里为“一个愉快的海洋”。

　　这个图书馆后来还曾帮助过晚报的“后进”。1980年因晚报复刊仍在筹备，一些新招的大学生就先到辞书出版社报到。束纫秋告诉他们，可以先去图书馆，翻一下晚报旧刊，了解一下。毕竟，在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许多事需要重头做起。

　　当然，这是后话。而在那个特殊年代，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就在这片花园，这片海洋中，蛰伏，静待，同时努力地尽己所能，付出。

　　二

　　【坚持】

　　子曰：必也正名乎。辞典，做的就是一个“正名”的事。

　　正名，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准确，二是简要。看起来简单，真的落实，会发现十分困难：“简”到多少才能既不遗漏，又无冗杂？“准确”，则是一个更难的标准，因为在特殊的时代，词语，必然会被刻上某些烙印。

　　1936-1937年，《辞海》出了第一版。新中国成立后，方方面面对知识都有巨大的需求。经毛泽东赞同，1959年，《辞海》开始筹备修订旧版的工作，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成为独立单位，定居陕西北路457号。1965年，终于推出了“未定稿”。然而，还没来得及高兴多久，笼罩全国的风暴袭来，这片“海”也未能幸免，跟着风波险恶起来。直到1972年7月，辞海编辑所改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大社）辞海编辑室，修订工作才重又展开。但与此前不同的是，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在夏日炎炎中，又难免有一丝寒意。晚报报人到来时，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局面。

　　当时，各科室工作是分组进行，三到四人为一组，每组一个工人、一个农民、一个解放军、一个编辑，这种做法，叫做“掺砂子”。工宣队要干预审读，由于文化上的差距，难免会闹笑话，同意吧，自己这关过不去，不同意，毕竟不好办。这时，就需要通过巧妙的手法，化解难题。比如，《辞海》收录“养由基”，养由基之出名，当然是因为他的“百步穿杨”。可是，工宣队的人认为，百步之外射中杨树叶子，不科学啊，这四个字得删。冯英子举了个当时家喻户晓的例子说：杨子荣参加百鸡宴时，一枪打熄了厅中的灯，这不就是“百步穿杨”吗？再说，把“百步穿杨”删了，那“养由基”这个条目也就毫无意义了。经他的反对，这四个字才保留了下来。

　　但毕竟，大多数人还是淳朴善良的，老先生们的博学也能唤起尊重。赵超构当时在语词组，与他同组的工农兵代表赵石根，多年后在纪念文章中深情地回忆说：

　　他知识渊博，对《史记》《资治通鉴》这些典籍很熟悉。编辑室里史书、辞书很多，凡逢到举例释义是否恰切，存有疑义时，他总能从书中信手拈来词目的用例佐证。日本出过一部《大汉和辞书》，十几本都是厚厚的，百万字巨著，他也熟练取用如囊中之物。如果我过去还不知道什么叫“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博闻强记”，与赵老的相处使我见识到，他就是这样的人。

　　如果说这些“额外”的波折，是一种特别条件下的坚持，那么平日对词条的撰写、编审，就是一个日复一日的“常规”的坚持过程。短短一个词条，背后的时间、精力，难以描述。冯英子将自己审读条目后提出的意见叫做“捉白蚤”。一次他审读到“重屋”，未定稿解释为“高楼”，引证的是《新唐书·西域传·东女国》，可是六七世纪之时，在青海西藏这样的偏僻地区就有了九层楼和六层楼，怎么可能？他与王知伊引经据典，找了不少例证，最后才改定了这个条目。

　　除了案头活，组稿也是编辑必备的工作。朱燕云是《辞海》“医学分册”的编辑。跟着她工作的秦振庭回忆说，朱燕云非常温和，待人诚恳，从她身上，他学会了如何善待作者。新民晚报复刊后，医科大学毕业的朱燕云发挥特长，成为“康健园”专版的第一任编辑。同事潘家新回忆说，笑眯眯的朱老师其实内心很“硬”，很顶真，很坚强。专业对口本是“朱医生”一大优势，但就是因为懂得专业，她便更对稿子要求高，为了一篇稿件，常反复和作者切磋修改，修改后还要请作者审阅。那时没有电脑，办公室也没有传真机，小样来回审阅都靠邮寄，每次邮寄，朱燕云都坚持手写一封短信，她说，这是对作者的尊重。

　　我没能采访到她在“辞海”工作的细节，但我想，肯定是一般无二。

　　一以贯之的细心、耐心、恒心，是《辞海》精神，也是晚报精神。

　　三

　　【新生】

　　外柔内刚，可能是晚报老报人的共同气质；有所担当，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品格。

　　老辞海人回忆说：束纫秋平易近人，经常到各编辑室串门，谈业务，谈国家大事，有时也说说笑笑，所以大家对他也无话不谈，亲切地称他为“老束”。他的领导作风好，有事让大家一起讨论，一起拿主意，所以大家都能献计献策，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他主持下，什么困难、麻烦之类，最后都能解决得比较顺当。

　　“困难”，“麻烦”，确实来了——准确地说，是挑战，机遇。

　　一切都在重新萌芽，生长，期待怒放。1978年1月，辞海编辑室改名为“上海辞书出版社”，束纫秋任社长兼总编辑，赵超构等任副社长。在出版社的走道里，我看到了当年挂牌的照片，鞭炮烟气中，是许多人发自内心的由衷欢笑。《辞海》，作为国家级的重要出版物，它的修订和正式出版，也提到了日程表上来。罗竹风、束纫秋等总揽全局，上下左右全面协调，巢峰等里里外外具体落实，一系列工作迅速展开。12月28日，辞海编委会在南京西路上的友谊电影院召开扩大会议，束纫秋作了《大干快上，提前完成〈辞海〉修订工作，向建国三十周年献礼》的发言。

　　随后的事，可以用马不停蹄来形容，可以用两个一百天来概括：定稿一百天，编校一百天。问题和困难接踵而至：编校人员问题、作者队伍问题、集中场地问题、修订原则问题……完全可以说，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是一场“大协作、大集中、大会战”——最关键的是，用1979年5月1日《辞书研究》上束纫秋、徐寿明发表的文章中的话来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新版《辞海》顺利完成并取得一定成就的根本原因。”

　　1979年9月21日，《辞海》合订本出版，立即洛阳纸贵。当时最有名的趣闻就是，因供不应求，上海工具书店采取了“非常”限购措施：要凭结婚证才能买一套《辞海》。

　　获得新生的，又何止是《辞海》？

　　就在第三版《辞海》顺利出版之际，沉寂多年的新民晚报也迎来了复刊之机。1980年5月12日，中共上海市委正式批准新民晚报筹备复刊。复刊，又是一个千头万绪的大挑战，用束纫秋的话来说，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做到“五子登科”：班子、房子、银子、路子、点子。“房子”等待落实的日子里，束纫秋、赵超构还会常去辞书社，有些筹备工作的会议也是在那里的会议室开的，比如应聘人员的座谈会等等。赵超构每周还要抽出一天半天的时间来“辞海”上班。据卢润祥回忆，赵超构还在规划《辞海》出版后工具书选题上出了不少点子，如曾建议不妨出一本《中国杂文辞典》，又建议将《辞海》中的单字抽出增印为《常用古汉语字典》等等。

　　1982年1月1日，一张墨香四溢、清朗耐读的“新”报纸，出现在了上海市民的面前。新民晚报正式复刊了！赵超构、束纫秋、冯英子等一批老晚报人，重返暌违多年的本行岗位。但长长十年的情结，怎是说断就能断的呢？当时在束纫秋要求下，办了一份内部交流刊物《辞海通讯》，近水楼台先得月，卢润祥和秦振庭回忆，他们会拿着稿子，去晚报在九江路41号的临时办公地，等待排字、制版、压版、印刷……后来，延安中路晚报新大楼落成后，赵超构、束纫秋还把一众“老辞海人”请来报社做客，参观交流，合影留念。

　　写到这里，一种遗憾之情袭上心头。因为资料有限，有许多参与过《辞海》编修工作的老辞海人/晚报人的具体事迹，无从考证。我只知道，张林岚在读《辞海》稿件时办公桌上都是书，常常为一条资料复查好几个版本，稿子边提出意见的浮签很不少；我只知道，复刊后回到晚报副刊，以“吾三省”笔名行世、留下大量文史精品文字却很少谈及自己的陈榕甫，也终在一篇文章中袒露“我始终对它（《辞海》）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只知道，留在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汤高才，在束纫秋、赵超构的赞成与建议下，别开生面地编辑出风行天下的《唐诗鉴赏辞典》，开创了一个新的辞书种类；我只知道，曾是“夜光杯”前身“繁花”副刊的副组长、多才多艺的陈振鹏，是《辞海》古典文学条目修订、主要编写人，后来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出不少名作，又为“夜光杯”灯谜栏目贡献甚多……

　　多想再知道点他们的故事，多想能再多触摸到点历史的衣角。

　　光阴荏苒。今天，我漫步在浓阴绿障的“辞海园”中，感受着将车水马龙隔开的清幽，暑气不知不觉中早已消散，心也渐渐沉静下来。四目所及，均是葱茏郁郁的大树。一只硕大的松鼠，缘木而上。我最终没有找到那几株樱花树，但看到了两棵撑天的广玉兰，从古树名木保护牌上看，它们已有十纪之寿。这饱经沧桑而屹立不倒的伟岸英姿，岂不正是辞海、晚报、文化人的象征吗？——《辞海》，今已将出第七版；而9月9日，就将是新民晚报90年华诞的大喜之日。树影婆娑中，恍惚间，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些人，那些事，那些不了情，那些在沉默中不断生长的文化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