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凯 摄
根据央行发布的公告，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将于8月30日发行。本次新发行的人民币共有50元、20元、10元、1元纸币和1元、5角、1角硬币这7个种类。上海印钞有限公司承担了部分新版人民币的生产。
自从七十多年前印制第一套人民币起，上海印钞就与人民币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百废待兴到国家中坚
在上海印钞有限公司内部有一个上海印钞展览馆，展现了从战火硝烟中的初建，到今天以海纳百川之态，大气磅礴之势，勇攀中国印钞高峰的印钞企业的发展历程。
作为这个展览馆的讲解员，田海滨是一位老印钞人，也参与过人民币的印制。据他介绍，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派军代表冯锦章、张腊良接管中央印制厂上海厂，并改名为上海人民印制一厂，从此上海印钞有限公司成为共和国重要的印钞厂之一，“我们厂曾先后用名上海人民印制一厂、上海人民印刷厂、国营五四二厂。1987年10月29日，启用第二厂名上海印钞厂。根据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的决定，2008年3月13日，上海印钞厂改制，成立上海印钞有限公司。”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生政权的工作重心首先表现为金融的稳定、货币的稳定与市场的稳定。这时解放军大踏步进军西南、西北地区，战争还在继续，需要大量的钞票，因此如何确保货币供应成为解放后的上钞人面临的艰巨任务。
“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币就出现在哪里”是在非常时期上钞职工发自内心的一句响亮口号。为了保障货币发行，工人们生产不分昼夜。当时的生产是十二小时工作制，但许多工人连班倒，吃住都在厂里，源源不断的人民币从光复路10号流入市场，有力地支持着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的经济活动。
为进一步整合力量，提高生产效率，1950年6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分行发行处与上海人民印制一厂、三厂、四厂、五厂、油墨厂合并，成立上海人民印刷厂，下辖两个分厂、铁工分厂（现上海造币有限公司）营业分厂（现江宁路）原印制二厂划归上海市税务局。
由此，上海人民印刷厂作为国家最大的印钞企业之一，扛起了新中国印钞事业的半壁江山。
经过解放初期的整合，上海人民印刷厂各项工作开始走入正轨，然而，苏州河畔的这家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国家印钞厂却没有向社会一展雄姿，而是摘下“上海人民印刷厂”的厂名，在大上海中“隐藏”起来，这一“藏”就是三十二载。
1955年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制一纸号令，“上海人民印刷厂”改名为“国营五四二厂”，厂内外不再悬挂任何铭牌，任何通讯及经营活动均以代号进行。从此曹杨路158号这片没有任何标志的厂区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在我们这个展馆中，有许多当年印制人民币的设备，像这台三辊碾磨机（俗称三辊轧墨机）是中央印刷厂上海厂于上世纪40年代从美国引进，是当时中国最好的三辊机。三辊机的用途是通过三个辊子之间速度差所产生的压力来对油墨进行加工。该机已于1998年停止使用。”田海滨说。
上世纪60年代，第三套人民币投产，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币的投放量逐步加大，上钞的生产逐渐正常。国民党时期留下的美式机逐步老化，无法适应生产所需。与此同时，由于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和进口机械设备条件的限制，依靠外来设备来提升生产能力已不可能，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的鼓舞下，上钞人开始自主研制印钞设备，以1960年3月制造，1962年投产的245甲型机为代表的印钞设备，不仅在上钞，在行业也产生很大影响。这些设备成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生产印刷的主力军。
田海滨指着墙上的一块展板说，“像245甲型双面印钞机是由上海印钞有限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主要参与研制开发的胶印专业印钞设备。该机具有多色接线印刷功能，防伪性能较高。1965年，该机获国家发明证书；74型四色轮转凹印机是由上海印钞有限公司主要参与研制的凹印专业印钞设备。该机采用独特的凹印工艺技术，不仅增加了防伪效果，而且大大提高了印刷质量。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82型凹印机是由印制系统研制的印钞专用设备，是印制第四套和第五套部分人民币的主力机型。”
1965年位于光复西路967号（原光复路10号）的厂门迁至曹杨路158号。随着这扇自接管以来开启了20年的沉重黑色铁质厂门缓缓闭合，那段风云变幻的解放岁月也仿佛被慢慢封存。改革开放后，上海印钞有限公司进入新一轮发展时期，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都有了很大提升，成为有影响力的印制企业。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二号厂房的建设和一批进口设备的引进，上海印钞有限公司的生产能力和装备水平都有了大幅提高。
1987年10月29日，经批复，同意启用“上海印钞厂”为第二厂名，从此沿用三十多年的“国营542厂”开始有了另一种称谓。启用上海印钞厂虽没有隆重的揭幕挂牌仪式，但在上钞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掩盖了三十余年的面纱已被掀起一角，上海印钞厂自此“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印钞有限公司引进了一批进口设备，使印钞能力与印钞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进入新时期，上海印钞有限公司生产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其中一批在当今国内外均属一流的设备，为上海印钞有限公司跻身于一流印钞企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熟悉的纸币，陌生的故事
虽然数字化的支付方式已经越来越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纸币依然不会消失。作为我们平时最熟悉的纸币——人民币，其背后却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把自己的头像印在人民币上”。这句话如今说来，也许嘲讽味十足，因为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然而在印制第一套人民币的过程中，确确实实发生了这种事。当时，票面上主景图案多以农业劳作、工业生产和历史建筑等场景为主，唯独第一套人民币中的10元券和50元券与众不同。
1948年3月，依照中央指示，北海银行印钞厂将进行第一套人民币拾圆券的设计制作与生产。这张拾圆券正面主景图案为工人和农民的形象，背面主景图案为杭州六和塔。该券制作最大的难点在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必须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必须具备良好的视觉形象，到哪里去寻找这样的“模特”？当时，北海银行印钞厂地处胶东一个偏僻的旮旯小山村，四周除了村民就是印钞厂的工人。加之制作第一套人民币属于严格的保密任务，一般外人根本无法介入。无奈之下，北海银行发行局决定人物形象“就地取材”，由印钞厂的钞券雕刻师翟英与另一名雕刻师杨琦充当“模特”，分别塑造农民与工人的形象。
根据钞票的设计方案，扮演农民的翟英头戴竹斗笠肩扛锄头，扮作工人的另一名雕刻师头戴工作帽肩扛铁锤，两人并排而立，象征着新中国将是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画稿完成后，翟英在铜版上进行人像的主景雕刻，杨琦则担任装饰的制作。就此，人民币制作史上的一个传奇出现了，雕刻师将自己的形象刻在了钞票上。后来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人民币的需求量非常大，钞票的设计与雕刻无法满足。在设计制作伍拾圆的钞票时，经北海银行发行局同意，拾圆券的“工人与农民”图案又用在伍拾圆券上，只是采用了不同的装饰图案与颜色，以区别于拾圆券。于是，在第一套人民币不同的券种中，出现了完全一样的主景图案。
为了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的流通习惯，部分第一套人民币纸币的背面印有维吾尔文或蒙文的行名和面值。这些货币只在少数民族地区发行，所以发行量较少。由于其票面巨大，在第二套人民币发行时大多兑换给了国家，因此民间存世量极少，成为集币爱好者竞相追逐的稀世珍品。像上钞印制的“骆驼队图”1万元券就是这样的“贵族”品种。在第一套人民币中，上钞生产的“收割机”5万元券也是收藏者的心头所好。在上海印钞展览馆还展示着未裁剪的“骆驼队图”1万元券等，已成为“镇馆之宝”。
1999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签署第267号国务院令，责成中国人民银行于1999年10月1日起陆续发行第五套人民币。人民银行随即发布公告，将在当年的国庆节发行新版人民币的百元券，一时间，百元券成了国内外瞩目的焦点。
其实早在1996年，上钞就投入到代号为1018工程的第五套人民币研发试印工作中。新中国成立后上钞尽管参与了多套人民币的印制，但始终未占主导。而1018工程中无论是设计、雕刻，还是研发，上钞都是重要的参与者。在此期间，上钞克服了时间短、任务紧、压力大的重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新版人民币的印制任务，成绩的背后是上钞整体实力的完美体现。
除了钞票实物之外，在上海印钞展览馆中还有许多与人民币有关的发行史料。
从“枣红”到“背绿”再到“背棕”，第三套人民币壹角券历经几度曲折变化，甚至因为多次改版而名声大震，成为如今收藏界的宠儿。这背后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1962年4月15日，这是第三套人民币开始发行的日子，而第一个面世的券种就是壹角券。这张小小的壹角券可不简单，它的制作极为精良。纸张选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苏联进口五角星水印纸，正面背面主景图案都是凹印。这可是之后人民币纸币元票才能享受的“待遇”。它的正面主景图案展示了“干部下放劳动锻炼”的主题，因为配色以枣红色为主，而被很多人称为“枣红”版。
然而，这枚制作精良的壹角券发行不久就被叫停生产，并很快从市面上退场。于是各种猜测层出不穷，甚至还出现了不少让人啼笑皆非的猜测。那么，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其实，“枣红”壹角券的退场早有计划。甚至在它发行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就已经着手研究停印改版的事宜了。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壹角券的主景图案从“干部下放劳动锻炼”变成之后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周总理指出，壹角券的使用者以青年学生为主，最好选用对他们有教育意义的主题。此外，为了响应当时党中央关于“增产节约”的大政方针，缩小人民币票面尺寸、节约原材料，简化工艺，提高生产效率，也是“枣红”壹角券改版的重要原因。
于是到了1966年，焕然一新的壹角券闪亮登场。新版壹角券尺寸缩小了，采用了生产效率更高的“正凹背胶”的印刷工艺，除早期生产的部分以外，均使用国产钞票纸。它的主景图案和装饰纹样都有很大的改变。由于新壹角券背面的菊花图案是绿颜色的，很快它也得了一个俗名——“背绿”。
然而，“背绿”壹角券甚至比“枣红”壹角券更为“短命”。1964年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贰角券背面也是绿色为主。很多群众反映，“背绿”和贰角券混在一起时容易分不清楚。这又促使了第三个版本的壹角券的诞生。
1967年，在“背绿”壹角券面世的短短一年后，被称为“背棕”的壹角券正式发行。“背棕”的主景图案和装饰纹饰与“背绿”几乎完全相同。它最显著的改变就是将背面主色调从绿色变成了棕色，“背棕”因此得名。而在工艺方面，“背棕”壹角券放弃“正凹背胶”，转用生产效率更高的“双面胶印”印刷工艺。这枚壹角券从上世纪60年代末一直流通到2000年7月1日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第三套人民币退出流通的时间并不久远，但“枣红”和“背绿”的曲折经历足以促使其成为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一张纸币的诞生，一张纸币的退场，或许除了风云莫测的收藏热潮以外，我们更应该感叹的，是其折射出的岁月沧桑和时代变迁。
人民币背后的上钞大师
百元券的制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设计、雕刻、制版、油墨、印刷，各个环节都凝结了上钞人的心血和汗水。可以说百元券的成功是一个团队的胜利。当时的制版车间主任孙建华是上钞生产第五套人民币的主要负责人。邵国伟和徐永才则是设计与雕刻的两大核心人物，其余人各司其职，配合协调，围绕着他们进行工作，形成了一支具有强大竞争力的货币设计雕刻团队。
“最初第一、二套人民币的设计以传统的手绘框线和主景图案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当进入第三、四套人民币时，半开放式设计出现在了钞票上，人像作为一种重要的设计元素开始出现在人民币上。进入第五套人民币设计时，中国钞票设计理念产生了质的变化。在新一代设计人的主持下，人民币设计从重视政治性、民族性、艺术性进入了以防伪为主要目的，结合政治性、民族性与艺术性的全新理念。”邵国伟表示，在第五套人民币全开放式的设计理念下，强化了流通性，注重了防伪性，表现了民族性，兼顾了艺术性。不仅防伪性能得到了新的提升，其他设计元素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第五套人民币100元券是邵国伟的代表作。邵国伟表示，100元券的设计过程中，他在北京和上海之间往返了三十多次，不断调整设计方案。但正是通过大家的努力拼搏，为印钞事业做出一点贡献，累却是很快乐。
上世纪90年代初计算机辅助钞券设计在一些发达国家的钞券设计中已得到应用。在我国，邵国伟首先提出运用巴库软件参与钞券的设计。然而当时国内计算机制图相对落后，因此在软件的设计制作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
钞券的制造过程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原版的雕刻技艺，而其中难度最高的是人物肖像的雕刻。1987年中国发行第四套人民币，其中1元的瑶族、侗族，和2元的维吾尔族、彝族的人像，是由上海印钞厂的徐永才所雕刻，这几个人像的雕刻技术，与先进国家的钞券人物肖像比较毫不逊色。这套钞券人像的雕刻水准，让各国看到中国的钞券雕刻不是没有人才。2000年起第五套人民币相继发行，率先发行的红色100元券出现时令人刮目相看，因为此次的人像用了真实的人物毛泽东像，人物的目光炯炯有神，肌肉饱满而富有质感，头发层次分明、衣饰规整挺括，是人民币肖像雕刻中的经典之作。
把第五套人民币99版百元券上毛泽东像活化的，正是上钞的雕刻家徐永才。由于是毛泽东的单体肖像第一次出现在100元人民币上，所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局十分重视此项工程，北京印钞厂和上海印钞厂共有十一位雕刻者参与竞争。作为一名雕刻师，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此后不知要等多少年，因此徐永才全心投入，他充分研究国内外优良肖像雕刻作品，精心设计雕刻线的排列组合，力求达到美学和艺术效果兼备的水准，从而能与世界一流的作品并驾齐驱。天道酬勤，在总公司组织的二次专家评审中，徐永才所雕刻的人物被认为技艺高，表现出人物特殊的气质，两次都获得第一名而正式被选中使用。
鉴于上钞在1018工程中的优异表现，新中国第一张纪念钞也落在了上钞的身上。为此，上钞集聚了最优秀的设计与雕刻人才，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团队，力求为新中国成立5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邵国伟、沈志云、曲振荣等担任设计，他们均为当代我国优秀的钞票设计者，在第五套人民币的设计中大放光芒。
钞版雕刻决定了该纪念钞的技术含量。此券的钞版雕刻者是花瑞松、徐永才、鲁琴珍等人，他们是我国钞票雕刻领域的领军人物。
这批人员“强强联手，珠联璧合”，使之成为一张真正的“精品”。“50周年纪念钞”的票面设计再现开国大典的盛况，以红色体现欢乐、喜庆、祥和的气氛，突出了庆典的主题。在工艺设置上首次采用了多项防伪技术，如首次采用动态全息防伪标志、开窗安全线、冠字号由大到小递减式等，这些技术不仅增加了纪念钞的技术含量，更为第五套人民币防伪技术的提升做好了技术储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流通纪念钞的发行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如今在收藏界也是一个畅销品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