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在许多领域存在竞争，却没有落入“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俗套”，因为双方都知道一加一可以大于二。德国总理默克尔率大规模商业代表团访华，也正是希望推动两国在诸多领域进一步合作。

　　中国向德国“拜师”

　　昨天，当默克尔站在武汉长江大桥上，遥望两江四岸感叹美景时，听说这座修建于1955年的新中国第一座公铁两用长江大桥的选址最初是由德国科学家建议，她的兴致立刻被调动起来，询问长江的流向、大桥距离三峡大坝的距离。

　　作为默克尔此次访华目的地之一，武汉除了这座长江大桥以外，还留下了许多“中国制造”向“德国制造”取经的印记。

　　比如，武汉汉正街工业园内树立的外国人格里希的铜像。当年自愿作为退休专家来华考察并义务担任技术顾问的格里希，在1984年受聘于武汉柴油机厂，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洋厂长”。他大刀阔斧推动改革，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调动员工积极性，将这家原本已濒临崩溃的企业拉了回来，不仅生产有了起色，还开始向东南亚七国批量出口柴油机。

　　当年格里希的到来是中国响应邓小平“利用外国智力、扩大对外开放”号召的结果，而此后中国吸引德国投资、学习德国制造的种种努力，更多的是积极主动“拜师学艺”。毕竟，德国这位师傅身上有太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比如钢铁锻造、整车制造。

　　德国向中国“取经”

　　事实上，“德国制造”也并非一开始就是标杆。在19世纪，从德国进口到英国的商品都必须打上“德国制造”的标记。这可不是什么荣誉，而是侮辱。由于英国谢菲尔德的一些五金企业将从德国进口的廉价刀具打上“谢菲尔德制造”的标记在市场上售卖一事被曝光，1887年英国议会通过《商品商标法》，让“德国制造”成了耻辱的烙印。但如今，德国双立人、WMF、三叉是家喻户晓的刀具品牌，而优质的钢铁锻造技术也为德国的整车制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类似的经历也曾发生在“中国制造”身上。不过，在拜师“德国制造”并虚心学习多年后，“中国制造”也跃步至新的台阶。

　　因为种种原因而完工日期一再拖延的柏林新机场让德国人大丢面子，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从动工到竣工只用了4年多，“中国速度”让德国人惊叹。在人工智能领域，早早起步的德国也被中国“抢了风头”。由于对人才和投资的吸引力竞争不过亚洲各国，加上立法滞后、隐私和数据保护过于严格，投身人工智能的企业在德国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地。为此，德国政府不得不在去年发布《人工智能战略》，资助本国人工智能研究机构1.28亿欧元，“追赶中美”。在5G领域，德国也远远掉了队。虽然德国联邦网络局3月发布了适用于所有企业的安全指南新草案，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华为进入德国电信的门槛，但在德国5G网络建设上又离不开华为的技术。

　　显然，如今的德国也需要向中国学习。默克尔在去年访华期间就有感于深圳的效率和速度，回国后与科技界和商界探讨时惊呼：“电动车、人工智能、高铁、5G……德国已经在许多领域落后于中国。”

　　将竞争化为合作

　　尽管江湖上流传着“德国人在青岛修的下水系统不怕水淹”“德国人设计的上海地铁一号线细节决定成败”之类“不靠谱”传说，但中德友好交往、经贸合作正向强强联手改变。

　　随着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技术发展，戴姆勒牵手清华、宝马联手百度、奥迪选择华为，中国在互联网思维上的超前，搭配德国在整车制造上的领先，或许会令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面貌一新。而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搭配西门子、博世等德国企业，或许也将令智能制造更进一步。

　　当然，这也需要双方更进一步相互信任、开放市场，将竞争心态转化为合作动力。“双方应该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在自动驾驶、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数字化和5G等新兴领域加强合作，共同培育和开拓未来市场。”在与默克尔的会谈中，关于如何将中德合作这块蛋糕做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样说。 本报记者 齐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