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蓦然回首，日子里那些斑斓的光影，都是独有的烟火。

　　拿着复刊后的《新民晚报》时的激动心情，

　　回忆过往，在照片中重温弄堂里的旧时光，

　　在淀山湖里游泳，孩子开心的笑容，

　　控江中学前，青涩的面孔，期待的眼神，满是对未来的憧憬。

　　这些难忘的曾经的片段，都是每个人生命里的独家记忆。

　　有时候，一个人，一份报，一张合影，就是温暖。

　　弄堂里的旧时光

　　口述者：马蒋荣

　　我叫马蒋荣，照片上拿着牙刷的小孩是我儿子。这张照片是1981年2月，我在裕德路潘家宅老屋门前为他拍的。当时他两岁还不到，围着肚兜，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

　　印象中那天早上，我儿子看到大人在刷牙，就从家里拿了搪瓷杯子和牙刷也要学样。他奶奶怕他浪费水，又怕他在刷牙时把生水喝下去，就给他小半杯温开水。谁知他拿了杯子、牙刷就往天井南面走去，准备像大人一样到那里刷牙。

　　这可吓坏了他奶奶，因为地面很滑，还有青苔，小孩走上去很容易摔倒。而且那里还有一口井，井口高出地面只有40厘米，一不小心那可是要闯大祸的。于是他奶奶一边大呼小叫，一边走上前把孙子“抓”回来，拿了一个面盆放在家门口，让孙子蹲在地上刷牙。我看到儿子刷牙的样子非常可爱，赶紧拿起相机对着他，拍下这张珍贵的照片。

　　我从小就住在弄堂里，老房子又矮又小，极其简陋。现在，我家早已住进了三房两厅两卫有电梯的商品房，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享受天伦之乐的我，每次看到生活在弄堂里的老照片，就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以前的艰苦日子，也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淀山湖里游泳的娃娃运动员们

　　口述者：胡茯苓

　　我叫胡茯苓，照片里我女儿正在淀山湖里和其他小朋友一起游泳，在最后一位教练正前方露脸的女孩就是我女儿，那时她才6岁。还正在上幼儿园的孩子们被几位游泳健将们围绕。这可不是在游泳池，而是湖面宽阔波光荡漾的淀山湖，不远的地方还有几艘渔船。

　　那年，我女儿正上幼儿园，家长会上，园长对家长们说，“游泳要从娃娃抓起”，区体校要从幼儿园招收小朋友参加游泳训练班。我年轻的时候参加过跳水训练，女儿肯定遗传我的基因，所以我为女儿全力争取。

　　娃娃游泳训练班的时间是从晚上6点半开始，大约两个小时。那时全上海的体育场馆也不多，南市区的斜桥游泳池算是设施好的了，有一个比赛池和一个娃娃池。

　　几个月的训练后，娃娃们就已经能像小鸭子一样在泳池里扑腾了。为培养和锻炼娃娃们的耐力和体力，这年的7月16日，教练和家长们带着第一批学游泳的娃娃运动员去了淀山湖游泳。我特地带了相机，为他们拍照，还带了巧克力为孩子们补充体力。

　　进小学后，我女儿就成了业余游泳运动员，曾多次获得全国少儿游泳比赛200米蛙泳冠军。如今，照片上的孩子都五十岁了，不久前他们还聚过一次。

　　当年的这个机会，改变了孩子们的人生。

　　阅读《新民晚报》是最好的造型

　　口述者：刘翔

　　这张照片是上个世纪80年代拍的，照片上拿着《新民晚报》的人是我，我叫刘翔。那时我刚刚参加工作，在多伦路48号虹口区副食品公司财务科工作。那时《新民晚报》复刊已经有一阵子了，每天下午我都会到单位附近的报亭买一张晚报来读，就像是知己重逢那般亲切。同事见我如此痴迷，便给我拍下了这张照片留作纪念。

　　这张照片我没有刻意摆出什么造型，就是拿起报纸读文章，没想到看上去显得特别精神，脸上还带着笑意。这当中还有一个小秘密，其实我有近视，那天我是戴着隐形眼镜读晚报，也许这就是我最好的造型吧。

　　我把照片拿回家给父母看，他们很羡慕，说自己也是晚报读者，怎么没有人给他们也拍一张。后来家里有了相机，老人的心愿很快就实现了，我帮他们拍下了在躺椅上和床上读报的瞬间。

　　我对《新民晚报》的感情非常深，从小就喜欢读。还记得读小学时，因为家里经济条件有限，学校的阅报栏就成了我读报的好去处，经常到天色很暗了才回家，晚饭时分还会和父母讨论报纸上读到的故事。参加工作以后，《新民晚报》上刊登的内容更成了同事间聊天的信息来源。我还特别喜欢看夜光杯，后来我开始研究这个栏目的写法，自己开始尝试写作并给晚报投稿。目前我已经有很多篇文章在晚报上刊登了，既激动又高兴。

　　今年是《新民晚报》创刊90周年，我们家看晚报的历史也有30余载，我看着晚报的变化，也从晚报上读到了国家发展的日新月异。

　　1982年的高中毕业照

　　口述者：夏伟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2年夏天高考结束后。照片右二就是我，夏伟。左二是我的好友、文科班同学乐建强，其余几位是理科班的同学。我们相约回母校控江中学看望老师，才有了这张照片。

　　那时候的高考，称得上是万人挤一座“独木桥”。我的总分是408分，以超过8分的成绩进入复旦历史系，乐建强也考取了复旦大学，理科班的同学们也分别考入交大和其他高校。

　　那时，大家普遍穿的都是白衬衫。我为了这次留影，特意穿了一件T恤衫。我和乐建强还一人戴了一只手表。我的手表是上海牌，要一两百块钱，是父亲换新表时留给我戴的。我父亲工资算高了，可也不过一个月五十多。老上海人都知道，那时一只上海牌手表，可算得上奢侈品。我平时舍不得戴出来，碰一下都会心疼。但拍照那天，我就一定要戴着。

　　1982年的上海高考生们被分为两批。我记得市重点学校是按两年制读，区重点则试点三年高中制。我们那届是最后一届高中两年制毕业生。两年的高中学习生活，略显匆匆。相遇在高中的我们，留下这张宝贵的合影。

　　1982年高考时，理工科是热门。成绩最好的同学，更向往理工科，进入科研领域。这就是1982年的上海学生——考大学、考上海的大学、考上海的理工科大学。但对我而言，文科班的学习也是充满着乐趣。那时，考上大学确实是不容易的。如今大学早已普及。可是无论在什么时候，对每一位学子而言，大学都是人生路上重要的一步。

　　第一次穿上法官制服

　　口述者：葛乃余

　　“刚发了制服，葛乃余，我给你拍一张。”喜欢摄影的同事小俞给我按下了快门。

　　照片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那天，我在福州路209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窗外天已经暗了下来。因为是穿新制服拍照，我特地在办公室里戴起了帽子，帽子上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庄重而威武。新制服肩上的天平是上海市高院同事们心目中公平正义的象征。在此之前，我们都还没有专门的制服。

　　我身后的黄杨盆栽，是从家里带来的。因为我平时就爱好园艺，所以第一次穿制服的时候，岳父母就安排休息日去上海植物园游玩。坐上公交，在徐家汇换乘，我身边就聚集了不少围观市民。我从他们的眼光里，看到了赞许和惊喜，毕竟这可是新中国第一套法官制服，很多人都没怎么见过。穿着这身新制服上街亮相，我自己心情愉悦，感受到了对国家司法的自信、大家对法官的尊重。

　　父亲的长跑人生

　　口述者：李木子

　　我叫李木子，照片上右边的人是我的父亲李明远，他今年101岁了，跑步史已有60多年。这张照片拍于1980年，照片上的他刚刚跑完步，披着大衣，笑容满面，正搀扶着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大哥。那年我父亲62岁，是他退休的第二年。

　　因为喜欢跑步，父亲和一些来自虹口、杨浦的跑友组建了一支老年长跑队。这支队伍中最年长的72岁，最年轻的有50多岁。有一次，他们相约从虹口体育场跑到安亭。两地大概有34公里的距离，比半马还要长。跑完后，父亲还很有精神，他看同行的大哥有点体力不支，赶紧上前搀扶他。其他跑友看到这个场景觉得特别温馨，赶紧拿起相机拍照，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我曾问父亲，照片上看，你好像很轻松的样子，你刚跑完不累吗？父亲笑着说：“怎么会不累呢，只是那时候拍张照片很不容易，再怎么累也得对着镜头笑一笑。”

　　以前，父亲每天早上都要到鲁迅公园跑完6公里，然后再去上班。到了周末，他便和一群老朋友在虹口体育场和五角场之间跑个来回。那时的马路大都是弹硌路、煤渣路，跑在上面深一脚浅一脚，一不小心就会崴脚。

　　父亲说，现在城市快速发展，跑步的条件真是太好了，黄浦江旁有专业的塑胶跑道，很多小区里专门设了健身道，在家门口就能跑步了。

　　目睹杨官璘“大意失荆州”

　　口述者：陈日旭

　　这张照片拍摄于1979年春天，照片上的人是我，陈日旭。我身后的建筑是苏州体育馆，挂着的横幅上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运动会棋类预赛”，我手上还拿着赛会刚发的比赛秩序册。

　　那届比赛我担任了中国象棋资料组负责人，其中一项工作就是记录比赛对局。比赛在下午举行，每天晚上我要和资料组4位同志一起，连夜将当天的对局刻钢板。第二天上午将散发着油墨香的比赛对局记录分发给各省队。

　　预赛一共下了数百盘棋，但有一盘棋至今让我难忘，就是人称“魔叔”的广东队杨官璘，输给青海队张录那盘棋。享有“南粤棋王”美誉的杨官璘，棋艺风格稳健老辣，一般棋手不要说赢他，就算求一盘和棋，也是很厉害了。

　　下这盘棋的那天上午，杨官璘兴冲冲夹着小包，逛观前街去了，没有细看资料组公布的上一轮对局记录。偏巧下午对阵张录时，张录下了记录里的一个新套路，杨官璘深陷其圈套，不能自拔。当时我看到杨官璘头上直冒冷汗，久久无法落子。在观者如堵的情况下，最终他无奈认输。比赛结束他已瘫坐在座位上，连站起来都有困难，还是同队的蔡福如将他扶起，离开赛场。这盘棋成了当时赛会一大新闻，谁也没想到大名鼎鼎的杨官璘会这样输棋。

　　现在全国赛棋手对弈时，工作人员将每一步棋同步输入电脑，上传到网上，又快又准确，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辛辛苦苦连夜刻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