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红旗插上泸定桥头

　　在与敌混战中，狗急跳墙的另一股敌人，在桥头堡倒上了煤油、柴油，放了一把火，企图烧掉大桥，我带领二连冲进火海，一边与敌人拼杀，一边灭火。就在这时，西岸红四团的先锋队的勇士们在连长廖大珠的率领下已冒着被火烧的危险，爬过被火烧烫的铁索，冲到了桥头，两团勇士会合在一起，拼死作战，终于全歼守敌，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泸定桥头。为保证红军大部队顺利通过铁索桥，我令赶到的先锋营一营的干部、战士一部分人灭火，一部分人到桥头街面上借门板，修补被敌人烧毁的几十米桥面。与此同时，黄团长率三团二、三营，把泸定城敌袁旅击溃，敌向二郎山、雅安溃逃。三团和四团共同胜利完成了“飞夺泸定桥”的任务，避免了红军做“石达开第二”。

　　南渡乌江建奇功

　　红军四渡赤水后，甩开敌人，是跳出重围的关键一笔。红三团受命南渡乌江，抢占四个渡口，父亲他们分析乌江以南的沧木井、大塘、江口三个渡口水流平缓，有国民党的重兵把守，只有梯子岩渡口，水急浪大，山上有“双枪兵”把守，我父亲决定从这里打开缺口，他率一营38名勇士，第四个爬上150米的梯子岩西岩顶，而后以7死7伤的较小代价，抢占南边四渡口，保证了红军胜利跳出蒋介石20万围阻重围，聂荣臻、黄甦政委异口同声地夸我父亲“你们巧妙地抢夺梯子岩渡口，为红军南渡乌江，立了奇功！”

　　两万五千里

　　父亲最感自豪的就是他忠实地记录了红一军团367天的长征全过程。那时，父亲是中央直属总队总支书记，管理着12个连队。根据指示，他从哈达铺护送毛主席到吴起镇。

　　路上，毛主席指着连队战士背上的小石板说：这个办法很好，一边行军一边识字，并问我父亲：听说你有记日记的习惯，你给我统计下，我们走了多少路？过了多少河，爬了多少山，走了多少省市？建党见政了多少群众，扩红了多少人？我父亲说：抓紧统计后报告。

　　到了吴起镇，在油灯下，我父亲有幸第一个聆听了毛主席讲话：三皇五帝到如今，长征是历史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光辉论述，红军长征根据红一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之后，中央开始在一些正式文件中，提出红军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说法，而父亲的日记记载，成为重要依据之一。

　　保存日记更不容易

　　父亲的日记还记录了参加了一、二、三、五次反围剿的战斗，特别是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他带领泰和游击营经28天将骄狂的张辉瓒18师引入朱毛红军布置的小布口袋里，在万功山打扫战场时，活捉张辉瓒，为此，获得朱德和黄公略奖励的一把乌黑锃亮的小手枪。总之，《长征日记》丰富的内容和可读性，让它丰满而生动。

　　在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坚持写日记不容易，保存日记更不容易，几十年的南征北战，父亲丢弃了身边的一切东西，唯有这些“日记”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为此，父亲在每次战前，都会指着背上装有“日记”的蓝布油包对身边战友说：“如果我有什么意外，一定要把这个包交给组织。”

　　无论是爬雪山，过草地，在行军路上，月光下，父亲是小休记地名，大休记事件，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党《大公报》记者得知他写日记，很惊奇，送他一个本，他利用15天大休时间，用惊人的记忆，将他十年日记进行了大致整理。

　　1944年8月，父亲带着850名补充给延安教二旅保卫陕甘宁边区安全的新兵，以及当时怀着我的母亲贡喜瑞，去延安治疗肺病。

　　经过三千多里的艰苦行军跋涉，巧妙通过了160里的日军北同浦路封锁线，来到陕北，在经过干涸的乌龙河时，母亲身背着装有“日记”的布包袱，骑着骡子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突然，一阵狂风暴雨袭来，原本干涸的河床，顿时出现上游冲下来的山洪，母亲被裹挟在河里。母亲全然不顾自己和全部家当被洪水冲走，拼命地将装有“日记”的油包递给了前来抢救自己的父亲和警卫员。

　　在延安窑洞里，刚生下我（还没有满月）的母亲，看着那些因被洪水打湿、字体模糊的“日记”，靠在土炕上，将那些模糊的“日记”一字一句地誊抄清楚。父亲又借着这三个月的休养时间，对“日记”中记载的战役、事件一一进行补充和整理。那些经过誊抄后的原始“日记”，则把它藏在墙缝里，直到全国解放，父亲才从老战友家的墙缝里取出，无偿地捐献给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把历史留给后人

　　自1981年10月从装甲兵领导岗位上卸任下来以后，父亲常常说：“日记不是我个人的历史，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在党的领导下创造的历史一个侧面，我不能带着它去见马克思，一定要把它整理出来，留给后人。”为此，父亲先后4次自费回江西，去福建，走访了十几个省、市。

　　在那些父亲曾经浴血奋战的战场，在革命根据地，在各地党史馆、军史馆、纪念馆和烈士陵园，父亲将自己“日记”中记载的烈士与当地记载的英烈进行核对，查清是否有遗漏，是否已将这些英灵的遗骸安放在烈士的陵园，让那些革命的英灵得以安息。

　　在山西晋城，父亲为了核实“日记”里“涉林、磁武反顽战役”中朱德总司令的情况，不顾年迈体弱，完全以一个老红军战士的身份，不要部队接待，不要专车接送，就连回来时，竟然连卧铺都不买，与母亲一道买站票，回到了北京。

　　广西的百色党史办，要父亲提供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创始人、1934年3月任红军总政治部检查团组长许卓当年牺牲的材料，父亲自费从南宁乘坐老百姓的小渡船，整整颠簸了三天三夜，饿了啃干馒头，渴了喝河里的水，拖着高血压、心脏病残的身体，一瘸一拐地坚持实地调查核实，最终将已经牺牲了五十多年的战友许卓的遗骨找到……

　　晚年的父亲，常常会面对“日记”对我说：“成千上万的好战友倒在了长征路上，倒在了晋察冀与日寇拼杀的战场上，倒在了华东、中原的大兵团作战的反复厮杀中，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这些战友，他们有的比我打仗勇敢，有的比我有能力，有的比我有文化，可他们都走了，什么也没得到，和他们相比，我得到的太多太多了！在我去见马克思之前，我一定要把他们的英雄事迹留给你们，你一定要把他们的光辉业绩整理出版传下去啊!”

　　摘自《档案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