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摩和姐姐及她的四个女儿坐在新家的地毯上，吃着一年来自己做的第一顿家乡饭，说着阿富汗的家乡话，最小的女孩、不到2岁的古丽的举动不时逗得一家人大笑。

　　“这是我11个月来最快乐的一天。”萨摩说。虽然就在前天，他们一家刚刚经历了一场疾风骤雨，被迫拖着一大堆行李，搬出原来的难民营，来到这里。

　　塔利班阴影下的童年

　　今年不到16岁的萨摩，在那个动荡的国度，经历了太多这个年龄不该承受的事。在10岁那年，塔利班闯入他的家，尽管他的父亲愿意以家中所有的财产换一条性命，却仍被斩首。萨摩后来让我看了一张他在网上下载的照片，几个被割下的人头摆在地上，他平静地说：“我的父亲当时就是这样。”父亲死后，他经常因为想念父亲而哭泣，母亲告诉他：“萨摩，要坚强，不要哭！”但是一年多之后，身心俱疲的母亲因病住进医院，半个月后撒手人寰。

　　“从那以后，我经常想杀了自己。”萨摩说，他也确实自杀过，但被亲戚救了回来。他原本生活优越，父亲是一家公司的合伙人，母亲是一名教师，父母老年得子，对他宠爱有加，悉心教育。他自己也聪慧异常，母亲曾经送他去学英语，虽然只学了五个月，但他的英语会话能力已经让所有人惊诧不已。母亲去世以后，他对一切都失去了希望，放弃学习，跑到一家木匠铺当起了小工，他只想能快点挣钱，自己养活自己。“我的姐夫找到我，把我骂了一顿，让我回去读书。”萨摩说。但不久之后，他亲爱的姐夫也在去郊区办事时，被塔利班杀死。

　　被噩梦缠绕的一家人依然不得安宁，杀死姐夫的塔利班屡次上门威胁萨摩的姐姐，如果不嫁给他，就像杀死她丈夫那样，也杀死她。无奈之下，姐姐只好决定带着萨摩和女儿们，远走他乡。她卖掉了房子，换得1万美元，家具卖了1千美元，这些钱都交给了蛇头，成了他们一家六口来德国的路费。

　　萨摩曾用英语把这段悲惨的人生经历写在纸片上，他不希望自己有一天忘记当中的任何一个过程。

　　难民学校的特殊学生

　　辗转来到汉堡之后，他先是在汉堡一间难民营住了几个月，然后搬到市中心一座难民营。这间难民营毗邻几所大学和职业学校，场地与房屋可能也是大学提供。一年前，为了将突然涌入汉堡、滞留在中央火车站的难民分流，一些公司和学校提供了闲置的场所。

　　萨摩向德国政府递交了难民身份申请材料，参加了一次面试，9月中旬正在等待第二次面试通知。他和难民营其他适龄儿童一起，被安排到附近一所难民学校学习德语。教室由一所职业学校提供，老师则是从汉堡各个学校本着自愿的原则征召而来。孩子们按年龄分班，6-10岁是初级班，11-15岁是中级班，16-18岁是高级班，高级班已经不光学语言，还有职业培训。萨摩和另外十余个孩子一起上中级班，明年2月他满16岁后，将升入高级班。

　　萨摩的老师曼弗雷德快退休了，当学校问他愿不愿意来给难民当老师时，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小时候曾跟着父亲从东德逃到西德。“那种颠沛流离，走投无路的感觉，不少德国人有过体会。”曼弗雷德说，小时候不知道亲戚们一见面就谈论的战争到底是什么，等读了书，对历史有了了解，才体会深刻，所以现在会义无反顾地帮助难民。

　　他很快发现了萨摩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因为他经常在上课时烦躁不安，甚至哭泣。他给了萨摩特权，任何时候，只要他想走出教室，都没有问题。但其他同学不明就里，曼弗雷德也对此保密，他成了萨摩在德国最信任的人。

　　有调查显示，很多难民有自杀风险，虽然从外表看起来，他们是年轻而健康，甚至平静的。有确切数字显示，汉堡45600个难民中，有1500名患有心理疾病，但仅有25%的人得到了医治，这种医治也只是15个小时的治疗，而事实上他们需要长期的心理治疗。因为语言问题，心理医师往往拒绝有翻译在侧做心理治疗。也有心理机构尽力为难民提供服务，但只能照顾到21岁以下的，21岁以上的只能靠自己。心理危机被看作难民给德国社会带来的隐患之一。

　　战争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萨摩的行为举止表明，他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我们一起散步时，他经常复述父亲当年对他说过的话。说到图书馆时，他说，爸爸说：“萨摩，知识比金钱重要多了，有知识的人才会得到尊敬。”说到为人，他又说，爸爸说：“萨摩，人一定要诚实，对家人、对朋友都要诚实。如果你骗了别人，别人也会欺骗你。”

　　他对于接受馈赠十分不好意思。我送给他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他非常羞赧地接受了，红着脸谢了好几次，放到书包里去时又一再感谢。我和他及他的朋友杰维德在公园聊天时，他独自跑开，去买了薯片和红牛饮料。我带他去餐馆吃饭，他等在收银台要付钱，他一个月只有61欧元。到我的住处去做客时，他也特地带了两瓶他生病时难民营特别配给他的橙汁。

　　他说，以前很想像父亲那样做一个成功的商人，但现在看来不可能了。说这话时，他的表情十分无奈。漂泊异乡，等待被另一个国家接纳的滋味只有他们才知道，如果申请难民身份被拒，还不知道下一步命运会将他们带向何方。

　　他向我说起逃出阿富汗的经历，2015年11月一个漆黑的凌晨，他和姐姐及姐姐的四个女儿一起上路，同行的还有另外几十个人。他们走了一个月，才到伊朗。从伊朗到土耳其的过程是此行最可怕的经历，要翻一座高山，而且必须一鼓作气翻越。那时候天气已经非常冷，出发前，萨摩和家人将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在头上、手上、脚上、身上等一切能套裹塑料袋的地方都套上了塑料袋，用来保暖和防雨。凌晨四点，一行五六十人一起出发。姐姐最小的女儿还不到两岁，她被姐姐捆在胸前的衣服里，老三也才5岁，萨摩把她捆裹在胸前，11岁的老大和8岁的老二则相互照应着，跟着妈妈与舅舅。没走多久，山上就下起了雨，衣服很快就湿透。再往上爬，又变成了大雪纷飞，道路湿滑泥泞，萨摩的鞋也被石头磕得张开了口，他几乎要绝望了。队伍里已经有好几个人滑下山坡，没有人有能力去救援，甚至他们的家属。艰难的13个小时之后，他们终于挣扎到了山下，来到了土耳其。

　　土耳其并不是逃亡的终点，他们还要从一个岛上坐船偷渡去希腊。因为怕被土耳其警方发现，只能趁夜晚出海，一旦被发现，就要被送回伊朗，功亏一匮。晚上9点，萨摩和另外59个人上了一艘白色的小船，和另一艘船先后出发。漆黑的海面上伸手不见五指，海水不断涌到船舱中来，但是他觉察不到寒冷，心中只有无比的恐惧。萨摩害怕得很，他知道这个海域死了至少2000个难民，这条船最大载客量是30人，但现在的乘客翻了个倍。船上非常安静，只能听到海浪声和马达声。突然，海面上传来一阵尖利的呼救声。“救命！救命！”萨摩心里惊恐不已，他知道一定是另外一艘船翻了。船上谁也没有出声，10分钟过去，呼救声消失，海面又恢复了寂静。

　　两小时后，船抵达希腊海岸。萨摩说，联合国的人把他们拉上岸，给他们换上了干燥的衣服，拿来了食物和水。那一刻，萨摩从来没有觉得这么安全和安逸过。

　　（下转A15版）　　（上接A14版）

　　情绪多变 心灵脆弱

　　苦难的经历、不安定的生活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让萨摩情绪变化非常大。这一点他并不是个特例，照顾了8个难民儿童的义工安德莉亚说，他们个个都很敏感。

　　萨摩有时候很积极，对融入德国社会充满了信心。他在哈堡难民营时，从那里的经理手中看到过一本介绍德国社会规则的书，读得非常投入，向经理借来一遍又一遍地读。他骄傲地说，有一次难民营安排大家交流对德国的印象，主持人问谁能够介绍一下德国，他说我可以，主持人看着他，一副不相信的样子。结果萨摩用英语、德语和波斯语给在场的德国人和不同国家的难民介绍了他从书中认识的德国，还告诉难民们，德国只认可有用的人，只有等你工作了，德国人才会认可你，要想找到工作，就要先学德语，否则就只能回自己国家去。他讲了足足一个小时，令主持人对他刮目相看，不仅就刚才的怀疑向他道歉，还对他说：“萨摩，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但他经常也会很脆弱、悲观。有一天夜里，他发短信给我说：“我是个没用的人，我很悲伤。我在哭。”第二天，我和他及他的朋友杰维德约在难民营附近的一个公园见面。萨摩告诉我，他刚接受了第二次面试，感觉自己表现非常不好，他可能通不过申请了。说完便呆呆地坐在长椅上，双目无神地盯着地面，陷入一个看不见的世界。我和杰维德努力去说一些轻松的话题，诸如阿富汗、德国和中国的食物，杰维德在世界各地的朋友等等，但他似乎一点也没有听进去，只能不时地叫他的名字，把他从忧郁中拖出来。最后我们几乎是用尽洪荒之力，才终于让他忘记了失利和悲伤，又开心地笑起来。

　　尽管萨摩因可能留下不来而难过，但这并不代表他热爱德国，渴望留在这里。很多难民怀念着自己的母国，怀念他们熟悉的社会规则和浓浓的亲情与友情。在德国，他们没有找到归属感。萨摩说，德国人的确给了他们非常多的帮助，但是走在德国的街头，没有德国人对他们微笑。他是一个闯入者，是一个异类。难民与德国的联系是脆弱的，只要有一些负面因素推动，他们可能就会选择离开。杰维德说，也许哪一天，他就从德国政府那里把文件拿出来，带着德国政府发的700元遣散费，去菲律宾找他的朋友。

　　国别和宗教带来纷争

　　萨摩讨厌战争，他从战争中逃离出来，却又陷入另一种战争。在我认识他的短短一个半月里，他在难民营经历的冲突就有四次。

　　认识他后没几天，我到他的学校里去，那天教室里刚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打斗，一群男生和一群女生闹得整个学校都知道了这场仗。老师曼弗雷德语言不通，根本没法调停，只能努力劝解，但同学们情绪难以平复。下午最后一堂课，难民营的社会经理亚伯拉罕，一个移民德国33年的阿富汗人特地到教室来调解矛盾。他做过多年青少年辅导工作，语言又通，即便如此，也还是花了一个半小时左右，才调停妥当。

　　曼弗雷德说，孩子们的冲突源于宗教派别的差异，矛盾潜伏已久，今天终于爆发。亚伯拉罕则说，孩子们的矛盾反映了他们父母之间的宗教冲突，在难民营他就经常调解这一问题，费尽心力。他对孩子们说，从天上的视角看，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人的前额上写着你是德国人，我是叙利亚人，他是阿富汗人，也没有写上宗教的区别，要理解和包容。他希望从孩子开始，让难民减弱对宗教的不同认识。

　　萨摩没有参与这次的纷争，但并未从差异的斗争中幸免。班上一个强悍的女孩就挑衅过他，先是骂他，又动了手，萨摩忍不住还了手。国别引发的冲突在难民营中也很常见。有义工告诉我，有难民营曾经安排难民做食堂的分餐员，但由于在分配食物上照顾本国人，引起别国难民的不满，彼此大打出手，从此只好取消这个岗位。而有时候，冲突仅仅是因为国家不同，没有其他任何诱因，萨摩就被一个沙特阿拉伯男人打过。

　　第四次激烈的冲突发生在最近，直接导致萨摩一家迁出这间难民营。那一晚天晚上8点左右，萨摩正在难民营里散步，突然听到姐姐的尖叫声。他赶过去一看，姐姐的第三个女儿的右眼被打得乌青，姐姐正抱着她大哭，而一个沙特阿拉伯人还在大骂，并挥拳欲打。萨摩的神经一下受到强烈刺激，暴跳并大声尖叫起来。后来，警察来了，六个人将他的胳膊压住，并给他戴上了手铐。萨摩说，如果不给他戴上手铐，很可能他会杀了自己。

　　次日晚上，他和姐姐一家人被通知迁出这间难民营，搬到机场附近一家新建的难民营去。大包小包的行李堆在路边，一辆出租车把他们送离了这个是非之地。

　　因祸得福但前途未卜

　　萨摩觉得非常不公平，他觉得“明明是他犯了错，为什么走的是我们？”这让他对德国人非常恼火，尽管后来原难民营的经理向他道歉，并表示希望能够帮助他，他还是气不过，决定离开这里回国。“哪怕死在阿富汗，也比在德国强！”萨摩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哪怕姐姐哭着挽留他，但他还是依然决意离开。

　　萨摩一直叫我姐姐，他来找我，告诉我他的决定。我将他狠狠骂了一顿，告诉他因为一点小事就放弃不是一个男人所为。萨摩终于回转了心念，回到姐姐身边。

　　次日，我到萨摩家中做客。萨摩一家也算因祸得福，新的难民营分配给他们一家一间独立的房间，18平方米左右，摆着6张床。萨摩对此很高兴，他说以前的难民营是公共场所，一人一张床，现在关上门就只有自己一家人。他们将三块薄薄的毯子铺在地上，平时就席地而坐，这是他们的生活传统。姐姐的朋友送了一只电煮锅，他们从超市里买来米、肉、洋葱和土豆，避着保安煮了一年来第一顿阿富汗传统饭食——牛肉汤焖米饭，萨摩不止一次向我提过这种饭。萨摩的姐姐不停地向我道歉，说条件有限，只能这样简单地招待我，这在阿富汗是非常不敬的，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好好款待。

　　她从柜子里取出碗碟和餐具，家里只有三只碗和两副不锈钢刀叉，她曾让萨摩去超市买碗，但萨摩对她说“这是姐姐，不要紧”。牛肉汤煮米饭非常的美味，锅底烤黑的焦饭也是喷香。饭后，萨摩还掰了一块买来的馕，骗我说，在阿富汗，人们有在饭后吃馕的习惯。被他的姐姐扑哧一笑漏了馅。

　　看着萨摩一家人的欢乐，我其实忧心忡忡，有朋友告诉我，汉堡机场附近新建了一个难民营，居住的都是未得到难民申请，要遣返的难民。不知道萨摩一家是不是其中之一。

　　（文中萨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