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辛亥以前常年在世界各地席不暇暖地从事反清活动，辛亥以后日理万机地忙于各种政治事务，一生参与文学艺术一类活动不多，也没有留下系统的对于文艺方面的见解。 但是，孙中山文学艺术天赋极高，对文艺社会功能的理解，对文学艺术特点的评价， 都独具只眼。他的诗词、文章、楹联、书法，也都达到很高的水准。

　　作为一位具有现代传播意识的职业革命家，孙中山早就敏锐地认识到文学艺术作品对于发动民众、鼓舞民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早在1900年初，孙中山在革命活动经费相当紧张的情况下，就在香港创办了《中国日报》，作为兴中会机关报，兼出《中国旬报》。《中国旬报》设有专载文艺作品的《鼓吹录》，专载以岭南说唱戏曲等为载体，以反清革命为内涵文艺作品。1905年创刊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亦连载鼓吹革命的小说《狮子吼》《崖山哀》《海国英雄记》等。这些文艺作品尽管不是孙中山创作的，这些报刊也不是孙中山主编的，但以这种方式宣传革命，无疑是得到孙中山首肯的。辛亥以前，广东戏曲界艺人组织名为“振天声”的剧社，到新加坡等地演唱粤剧《徐锡麟刺杀恩铭》《剃头痛》等，以激发华侨爱国思想，大受欢迎。时在新加坡的孙中山极为高兴，特地接见、鼓励他们，并写信给缅甸仰光同盟会的负责人，介绍演出情况，认为通过戏曲这类形式来宣传革命，甚为有力，应该为之浮一大白。辛亥革命前后，上海夏月珊、夏月润、潘月樵等戏曲界人士在新舞台排演《新茶花》、《黑籍冤魂》等新戏，并直接参加上海反清起义的战斗，还为新生的革命政权踊跃捐款。孙中山对此高度赞赏，在民国元年曾亲到新舞台观剧，为潘月樵题词“急公好义”，为夏月珊题词“热心劝导”，并亲笔书写“警世钟”三个大字的幕帐一副，表彰新舞台诸艺人编演新剧、激发国民。

　　孙中山读英文书多于中文书，用英文写作胜于用中文，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也有精当的理解。1918年一天，与胡汉民、朱执信等偶然谈及诗学，他将中国古诗与西方相比，认为“中国诗之美，逾越各国，如三百篇以逮唐宋名家，有一韵数句，可演为彼方数千百言而不尽者。或以格律为束缚，不知能者以是益见工巧。至于涂饰无意味，自非好诗。然如‘床前明月光’之绝唱，谓妙手偶得则可，惟决非寻常人能道也。”（《诗学偶谈》，《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539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这种对于古诗精炼、含蓄、简约美的精当评价，对于格律的高度肯定，对于形式（涂饰）与内容（意味）关系的辩证看法，显示出他极高的文学鉴赏能力。孙中山还特别指出：“今倡为至粗率浅理之诗，不复求二千余年吾国之粹美，或者人人能诗，而中国已无诗矣。”这是对一些新潮人物所主张的白话诗的断然否定。所谓“粹美”，就是包括文采、格律在内的高雅之美。对于五四以来的白话诗如何评价，文学界一直见仁见智，孙中山早在1918年便认为如果“人人能诗，而中国已无诗矣”，可见他对中国诗歌传统的理解与钟爱。

　　对于作文的艺术，孙中山亦有很好见解。1919年6月，邹鲁向他请教鉴别文章之道，他回答:“很容易，一篇文章能当做一章读，一章文章能当做一段读，一段文字能当做一句读，这便是好文章。因为唯有这样的文章，全篇气势方能贯注，作文之道亦如此。”（《与邹鲁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80页）他说的是文章必须中心突出，脉络清晰，逻辑严谨。

　　孙中山偶尔也会写点诗词、韵文。

　　1899年，孙中山在日本指示陈少白等人回国组织起义，作诗一首用为起义军的联络语。诗云：“万象阴霾扫不开，红羊劫运日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通俗易懂的诗句中，体现的是一往无前的万丈豪情。

　　1923年，孙中山为革命志士童杭时和童济时的父亲童洁泉老人写过一首祝寿诗:“阶前双凤戾天飞，览揆年华届古稀。治国安民儿辈事，博施济众我公徽。王槐花照瑶觥燕，窦桂香凝彩舞衣。所欲从心皆絜矩，兰孙绕膝庆祥晖。”（《祝童洁泉七十寿诗》，《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643页）王槐、窦桂都是古人赞美贤德之家子弟俊秀的典故。北宋王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后来，其子王旦果然成为宰相。五代后周时期的窦禹钧五个儿子均品学兼优，先后登科及第，故称“五子登科”。友人冯道赠诗有“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孙中山在此祝寿诗中移用王槐花照、窦桂香凝典故，至为妥帖。孙中山也填过词，曾为谢逸桥的《诗钞》题《虞美人》一阕:“吉光片羽珍同璧，潇洒追秦七。好诗读到谢先生，别有一番天籁任纵横。　　五陵结客赊豪兴，挥金为革命。凭君纽带作桥梁，输送侨胞热血慨而慷。”（《虞美人·为<谢逸桥诗钞>题词》，《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82页）。谢逸桥（1874-1926），广东梅县人，出身华侨富商家庭，留学日本，同盟会首批会员，曾出巨资赞助革命，辛亥革命胜利后，谢绝为官，安居乡里，以诗、书、画自娱。1918年5月，孙中山在他家小住三日，故有此题词。上半阕是对谢逸桥诗作的评论，下半阕则是对谢逸桥赞助革命的褒扬。文中用典亦很允当。秦七，北宋秦观辈行第七，故称秦七，以善于填词作诗名世。五陵，五陵少年，泛指出手阔绰的豪侠之士。

　　较之传世极少的诗词，更能反映孙中山古典文学素养的，是他的祭文与挽联。他这方面作品很多，有的是友人代笔、经他修改后发表的，有的是以集体名义发布的，也有的是他亲自执笔的。其中，最能体现其才情的是挽宋教仁联与祭陈其美文。

　　宋教仁是革命党人中学养丰厚、才华出众的英才，1913年被刺以后，孙中山写过两副挽联，一副是：“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质朴、准确地评价了宋教仁在民主革命中的崇高地位。另一副是：“三尺剑，万言书，美雨欧风志不磨，天地有正气，豪杰自牢笼，数十年季子舌锋，效庄生索笔；五丈原，一抔土，卧龙跃马今何在，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洒几点苌弘血泪，向屈子招魂。”“三尺剑”用刘邦起兵反秦典故。万言书，指宋教仁所著《间岛问题》一书，1908年出版。为了反对日本侵占中国领土间岛，宋教仁搜集大量历史文献，尤其是朝鲜方面文献，运用其丰富的当代国际法知识，证实间岛之领土主权，自唐中叶迄于明末，即属中国。此书在中日关于间岛领土主权问题交涉中起了重要作用，宋教仁也因此声誉鹊起。季子，指苏秦（字季子），宋教仁在革命志士中以滔滔雄辩著称，故用此典。“五丈原”用诸葛亮出师未捷之典。苌弘，东周时贤臣，在政争中被人冤杀，传说死后三年，其血化为碧玉，后世遂以“苌弘化碧”作为冤死之代称。上联写宋教仁革命、爱国业绩，下联写因宋惨遭暗杀，全联概括而贴切，对仗亦工。

　　陈其美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也是他1914年以后最为重要、最为得力的助手，1916年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孙中山极为悲愤，写了长近三百字的诔辞。祭文开头即曰：“呜呼！英士。生为人杰，死为鬼雄。惟殇于国，始与天通”，确立了陈崇高的历史地位，然后叙述了陈其美自清末以来的革命业绩，回忆了他们两人在革命历程中的无间合作，以及袁世凯政权如何悬赏通缉的情形，再写陈其美遇刺以后自己的极端悲痛：“君死之夕，屋欷巷哭，我时扶尸，犹弗瞑目”，可谓一字一泪，令人不忍卒读。最后笔锋一转，写陈遇刺后不久，袁世凯即一命归天，“曾不逾月，贼忽暴殂。君傥无知，天胡此怒？含笑九泉，当自兹始。文老幸生，必成君志”。（《祭陈其美文》，《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09页）这又展现了孙中山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英雄主义气概。

　　孙中山接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在西方社会生活多年，西方文学艺术素养相当厚实。他在著述、演说中，时常会举西方素材，就是很好的证明。最有说服力的是，1915年他与宋庆龄举行婚礼时，两人共同朗诵了裴多菲的一首英文诗。诗云：“你爱的是春天，我爱的是秋季。秋季正和我相似，春天却像的是你。你红红的脸，是春天的玫瑰。我的疲倦的眼光：秋天太阳的光辉。假如我向前一步，再跨一步向前，那时，我就站到了，冬日的寒冷的门边。可是，我假如后退一步，你又跳一步向前，那，我们就同住在美丽的、热烈的夏天”。不知道这首诗是孙中山还是宋庆龄提议选的，但两个人共同认可是无疑的。这首诗的意境与当时两个人的身份、处境高度吻合，有若天成。孙中山在上海日常生活的一大乐趣便是听宋庆龄弹钢琴，可以推想他具有很好的西方音乐鉴赏能力。

　　书法为中华特有之艺术。孙中山12岁即出国留学，在书法方面缺少多年一贯的童子功，但其书法作品还是很显功力、富有个性的。著名书画鉴赏家单国强认为，孙中山并不以书法知名,“但他的书法作品有着不同寻常的韵味，不仅仅有博大豪迈、气势恢弘的榜书作品，也有儒雅、轻松、格调清新、韵味绵长的行书作品。从字法看，颜字的宽博与厚重仍依稀可见，但已作为一种风格转换到作品中，融化成一种精神或者说是境界。而魏碑的雄强也在作品中被淡化，在潜移默化中服从于行书作品的整体风格。从作品的风格看，儒雅风流，清新自然，更透出了‘文化’意义上的审美意蕴。孙中山的字，结体紧密，气象雍容，有大家风范，这从他大量的题字和墨迹中可以看出。他的书法不是练出来的，纯粹是从心灵里流露出来的，‘字如其人’在他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单国强主编：《书画鉴赏与收藏》,印刷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364页）